名记，本不该有如此窘境/杨涛
时间:2024-05-18 19:49:0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512
名记，本不该有如此窘境
杨涛
王克勤，曾被誉为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可是，又有谁能想到，这位吒咤风云的人物正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仅物质上清贫，内心更经受着痛苦的煎熬。（《法制早报》11月11日）
王克勤目前所处的困境的确令人心酸，报上披露的几个细节可见一斑：一是今年10月上旬，记者拨打了王克勤的手机，与往常不同，传来的却是电信台小姐标准的普通话??“您所拨打的电话余额不足，无法接通”，原来王克勤的手机已因欠费而被停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八天；二是王的儿子在兰州上学，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他们夫妻俩省吃俭用给儿子在少年宫报了一个绘画培训班。从他家到少年宫，坐公共汽车，车费是一元，如果跑到前面一站坐车，车费是五角。为了节省五角钱，儿子每天跑一站路搭车上课。有一次实在太累，在车上睡着了，结果被拉到终点站，他没有钱再坐车，只好跑步去少年宫，进教室几分钟就下课了。
一方面，王克勤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曾有黑社会扬言出价五百万买他的人头，因此王也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找他反映情况的群众络绎不绝；而另一方面，他为民众民生中奔走，多年下来自己却落到如此穷酸窘境。光荣与困苦，理想与现实交织在这位首席记者的身上。
为什么一个敢于揭黑，愿意毕生为民请命的记者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呢？究其原因，这也许跟王克勤的信念，与他的从事报道的特殊领域有着极大的关系，揭黑也好，曝光腐败也罢，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也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费用。以2002年王克勤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为例，为调查这一黑幕，他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这意味着有半年的时间，他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报社本身要运转，每天要大量的稿件，不可能半年等一篇稿件，不发稿只维持基本工资是合情合理。而且《中国经济时报》社经费并不宽裕，“报社现在很难保障我的出差经费，这点让我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也就很难为王克勤用半年的时间和心血写出这么一篇重量级的报道，而支持高出一般报道许多倍的报酬，让其能毫无后虑地为他的信念而工作。
这难道是每个从事揭黑、为民请命的记者的宿命吗？如果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社会、我们时代的悲哀。歌功颂德的新闻我们看的太多，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这样敢于揭露丑恶、激污荡浊、为民请命的记者，我们的读者更喜欢读这样能为我们时代呐喊，用阳光来清洁世界的报道和文章。那么，如同王克勤这样的一位记者，他就不仅应当享有崇高的荣誉，也应当在物质上有确实的保障，让其能毫无后虑、义无反顾地为信念而工作。
其实，王克勤本不该有如此窘境。你想想，当年他揭开兰州证券黑幕盖子的报道面世、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的报道出台，引起了多少读者的反响，又有多少媒体转载其报道，如果每个转载媒体都向其支付报酬，我不敢说他现在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但至少应该衣食无忧。这种报酬的支付是最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学上投入与收入对等的原理，你一篇报道花费了一天的功夫，就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受众也就有限，你的收入也就有限，而我一篇花费了半年时间、投入大量精力所作的深度报道，其他媒体也竞相转载，读者面也广泛的多，我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转载的稿费，因为这是我所付出劳动而应当多得到的报酬。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并不为我们的法律所认可，“时事新闻”并不受《著作权法》所保护，而所谓“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依这个定义，王克勤写的那些揭黑的深度报道，也是“单纯事实消息”，并没有作者的主观创造，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笔者认为，《著作权法》要促进新闻的传播，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不保护“时事新闻”的目的没错，可是不是该区分不同的情形，比如对那种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在公众场合都能为人知晓的消息的报道，对其转载可以不支付稿酬，但这种需要长时间深入去揭露出来的不为人所知消息的报道，对其转载就应该支付稿酬。否则，投入与收入不成正比，就没有记者会愿意从事这样的深度报道，或者是投机取巧、泛泛而谈，最终损害的仍是公众的知情权。
然而，以中国媒体的现在的恶劣惯例，不要说“时事新闻”，就是明确受到《著作权法》的作品，对其转载也极少支付稿酬。相当多的媒体对于作品的转载，原则上不支付稿酬、支付稿酬为例外，只有在作者多次追问下，才并不情愿地支付稿酬。这就不难理解文摘报刊为什么如此盛行，一方面他们少了支付稿酬的费用，另一方面他们能选到人家的最好文章以吸引读者。
因而，笔者认为，要让王克勤这样揭黑、为民请命的记者不再陷入如此窘境，一方面，我们要设立类似见义勇为基金会之类的为记者提供物质保障的组织，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助王克勤们；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律要尽快制订保护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深度报道的著作权的规定，而我们的媒体也要确实履行支付转载稿酬的责任，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记者揭黑、反腐败等正义斗争。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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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亟待建立民事赔偿机制
郭 锋
2001-10-30
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相继被揭露，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最近一段时间，郑百文虚假重组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虚构利润案等若干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被揭露之后，社会各界强烈呼吁人民法院介入此类案件的民事审判，以保障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应当与证券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适应
迄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约有6000万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A股上市公司总计约1200家，通过向境内外发行股票所筹集的资金，有力支持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即将开设为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服务的创业板市场，以及加入WTO，我国证券市场还将得到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面临着一个如何与之相适应的问题。目前，民事审判的重点，既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案件、房地产案件、合同案件，也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案件、金融纠纷案件、人身权案件、消费者权益案件、涉外案件等。但在证券领域，主要限于审理期货纠纷案、股权转让案、股票买卖纠纷案，而对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上因证券欺诈行为而出现的侵权纠纷案件未予涉及。民事审判工作在这一领域的严重滞后，不利于从司法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及时有效地保护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应当积极主动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服务
发展和完善以证券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向社会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必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规范化运作，除了相关监管部门担当重任外，还迫切需要人民法院从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刑事审判等方面厘订规矩，依法介入，提供保护。在一个越来越市场化的经济体中，司法介入、跟进不及时，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投资者利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市场的发展就必然蕴藏着深层次的秩序危机和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中的权益争议将变得越来越普遍。除了诸如民法通则、公司法、证券法等大法的修改完善和对外经贸法规的系统性清理外，人民法院未雨绸缪，及早建立和完善以民事审判为重点的各项审判机制，为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的中外投资者和权利主体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就可以为我国加入WTO后在制度建设和司法审判方面占据先机和制高点，并为国家的经济金融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司法基础。
人民法院介入和加强对证券纠纷的民事审判，有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市场中出现和潜伏着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直较为普遍。比如，在发行市场中，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进行虚假包装，制作含有欺诈、严重误导、重大遗漏的招股说明书；在交易市场中机构大户、庄家从事内幕交易、市场操纵；上市公司发布虚假、误导性信息或故意隐瞒信息，等等。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主要依靠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极个别涉及到刑事犯罪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如琼民源董事长被判刑），但民事诉讼迄今为止几乎是空白。从规范市场的角度来看，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尽管对个别违法者有一定的威慑力，但对证券欺诈的遏制作用有限，因为监管部门的人力、物力、信息有限，对大面积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与处罚显得力不从心。如果落实了民事赔偿制度，广大投资者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诉权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参与对市场的监管。面对可能引发的民事索赔，证券欺诈活动将得到有效遏制。
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在司法界、证券界和社会上，对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证券纠纷案件是否有法律依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个别法院和审判人员对证券纠纷案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证券纠纷案件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事案件，在证券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适用民法通则。从原则上讲，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均适用于证券纠纷。证券法中规定的内幕交易行为、市场操纵行为、虚假披露行为等，在民事领域均可归入侵权行为。
除民法通则外，证券法中还包含了以下民事权利或责任：
1.返还请求权。证券法第18条规定：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发行证券的，证券持有人可以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行人返还。
2.信息欺诈的赔偿责任。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由归入权产生的赔偿责任。证券法第42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该股东所得收益。公司董事会不按此规定执行的，其他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执行。公司董事会不执行致使公司遭受损害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民事赔偿优先制度。证券法第207条规定：违法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的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证券纠纷的诉讼程序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证券纠纷中侵权的对象往往是众多的投资者，因此采取共同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式将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应加强对这两种诉讼方式的研究和指导，并有必要正确认识集团诉讼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根据证券纠纷案件的特点，通过对典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维护司法公正，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通过受理和审判民事索赔证券纠纷案件，可以在侵权构成要件、因果关系、损失计算、举证责任、诉讼形式、判决执行等诸方面探索出指导司法审判的经验，并给证券法司法解释文件的制定提供素材。
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法定诉权，只要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个条件，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受理，人民法院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可以通过及时下达批复、颁布司法解释文件予以解决。即使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不能得到支持，也应通过审理作出结论。由于证券投资者的数量高达6000万之众，如果他们的合法民事权益得到了司法保护，那么对树立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增强人民法院的公信力，稳定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政府与社会的帮扶必须与禁止开除学生同时跟进
杨涛
从今年9月1日起，浙江各中小学将不得开除学生和勒令学生退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学校不得取消其学籍；处分学生要开听证会；处分撤销后，学校需及时将处分记录从学生个人档案中撤出。(《新京报》5月22日)
无疑，受教育的权利是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接受义务教育更是其一项特别重要的权利，中小学校这种事业组织是无权剥夺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正如有些论者所说，学校这种开除的做法事实上等于放弃了对该学生的“教育”责任，从而把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了“社会”。因此，笔者从总体上讲，是赞成浙江省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的做法，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前提。
然而，环顾现实，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在许多学校，的的确确存在一些经多次教育仍然冥顽不化，用学校的常规手段根本就无法教育改变的“问题学生”(包括未触犯刑律但其他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不断的学生、曾被刑事强制措施、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的学生等等)，这些学生不但自身已无心学习，重要的是还严重地扰乱学校秩序以至于影响到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即使是禁止学校开除他们，也不能实质地保障他们和其他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提倡对于“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多方联动，但是这么一个真正的联动机制并未有效建立，有关的帮扶组织并非固定的，帮扶措施也非持久性的。因而 ，在某种意义上讲，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的规定，未尝不是政府和社会把对“问题学生”的教育责任完全推给了学校，把矛盾完全堵塞于学校的不明智的做法。
因此，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的做法远非解决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保障这些学生及其他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万全之举。
笔者认为，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与学校一起承担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的责任，这种责任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式的宣示，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临时性的一些举措。在每一个城市，都应由政府牵头，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形成一个教育与帮助“问题学生”的固定组织，建立针对“问题学生”进行特殊管理的学校，制定针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措施。
有了这种现实的基础，学校也并非一概将“问题学生”都推向社会或都寻求社会的帮助。学校首先应当是进行多次教育且在自身常规手段证明无效，而且该学生严重地扰乱学校秩序以至于影响到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穷尽自身手段”是一个前提。其次，学校不能将“问题学生”开除，而是在上述前提下将困难提交于有关部门裁决，建议社会帮扶组织的介入或将“问题学生”转送至特殊管理的学校。而有关部门在裁决前应进行不公开听证，由学校举证说明该学生的行为已严重地扰乱学校秩序以至于影响到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并且学校已“穷尽自身手段”而无效，学生及其监护人、学生代表及相关人士可参与听证并发表意见。由社会帮扶组织介入对“问题学生”教育和帮助的，该组织应当负主要责任，学校协助管理和教育；将“问题学生”送入特殊管理学校的，该学校不能剥夺学生的法律上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只是实行更严格的管理，并聘请心理方面的专家及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进行更为细致的教育，对确有改变的学生，原学校应当重新接纳。
总之，在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以保障“问题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同时，必须采取得力和确实有效的措施使“问题学生”及其他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两者应当并行、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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