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心法庭规范化管理推动依法治市进程

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林智明


[提 要] 依法治市与人民法庭的互动是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缩影，此一微观分析的视角并没有受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本文在分析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就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中的地位功能及其集中化管理的趋势作了探讨，进而就如何加强中心法庭的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依法治市进程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构想。
[主题词] 依法治市 司法公正 中心法庭 规范化

自党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以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和不可逆转的法治建设方向。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与核心命题，两者的互动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践的客观的法律现象和必然规律。当前，依法治国理念之不断具体化及广范围的地方性实践 ，不仅促成“依法治市 ”的市政思路的新生与发展，也推动全国法院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一场以司法公正为主题的轰轰烈烈的改革。依法治市与作为法院系统最基层的人民法庭的互动关系便成为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缩影。然而，由于以往司法改革对基层法院的忽视，尤其是人民法庭理论研究的薄弱，此一微观分析的视角并没有受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本文拟在分析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就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中的地位功能及其集中化管理的趋势作些探讨，进而提出如何加强中心法庭的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依法治市进程的一些初步构想。
（一） 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的逻辑关联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市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依法治市”的内涵鲜见有具体明确的界定。盖其究，“依法治市”作为“依法治国”具体化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两者的精神理念、理论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两者的差异仅在于适用范围的全国性与地方性、整体与部分的不同，“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地方市政治理的具体表现，两者的实质内涵是统一的。依法治国在我国有明确的权威含义，即“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顺利发展。”[1]。凭此从治理的主客体角度理解依法治市的内涵，有以下几方面：一、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市的基础，人大等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的推进依法治市的法律前提，宪法、法律及其他地方性法规的依法治市的唯一依据；二、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市的应然状态和客观要求，其表现为各种社会主体对法律至上理念的高度认同与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的良态；三、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市的中心环节，各级人民政府严格依照宪法及法律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实施管理的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市的关键；四、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市的保障。法律的国家强制性要求在出现违法现象时由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司法机关采取暴力强制的手段予以纠正，司法机关的公正的司法行为是依法治市的天然保障。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市的客观要求。司法是体现国家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重要窗口，依法治市的实践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是司法上。美国学者范德比特甚至把司法理解为法治的全部内容，其指出：“在法院而不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冷峻的法律边缘。。。。。。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会对社会构成极大危害。”[2]司法公正，国家法律才具有权威性及公信力，社会秩序才能安宁稳定，国家社会方能长治久安，人民方有最后的依靠；司法不公乃至腐败则必然致使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徒有法不足以行，则依法治市便成为一句空话，社会法律秩序就必然遭到严重破坏。在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危害国家安定侵犯人民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客观上要求司法机构的法律裁判活动和其他司法活动强制制裁的介入，以便遭受损害的权利得到国家救济，受到破坏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保证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统一实施。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市的天然保障。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对民众尊纪守法的法治观念进行教化，并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予以规制，司法作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枉法裁判，裁判不公则颠倒是非黑白，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泛生，进而推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3]
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是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依法治市进程的不断推进与深入发展，必然会对司法公正提出更高的要求，促动法院系统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司法改革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发展。同时，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亦必然会为依法治市提供日趋完备、逾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 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进程中的地位与功能
司法公正作为依法治市内涵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意味着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进程中有着显著的地位和重大的功能。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根据本辖区地区、人口和案件状况设立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制宣传、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信访等，人民法庭的判决、裁定就是基层法院的判决和裁定。[4]据此，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在农村地区的派出机构，是农村地区行使司法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国家审判机关，是依法治市在农村地区推进的重要职能主体。其职能有四：一、代表国家在农村地区行使一般民商事和轻微刑事审判权；二、指导基层尤其是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三、在农村地区进行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四接待来信、信访及其他在农村地区实施综合治理的职能。
其职能具有多元复合性的特点：首先其行使的审判权主要包容民商事方面还牵涉轻微刑事方面，这显示其与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等业务法庭的不同的特点；其次，人民法庭除主要代表国家在农村地区行使审判权外，还承担对农村综合治理的多项职能。人民法庭此种职能结构特点是其在依法治市进程中面对复杂的农村社会以践行司法公正维护农村稳定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当前，人民法庭的职能结构发展不平衡，其主要职能即民商事审判得到充分发展，而轻微刑事审判和综合治理的复合职能则没有受到重视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肯定，随着依法治市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深入推进和农村法治社会的发展、成熟，这种状况将得到改善并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进程中的地位。
（三） 依法治市进程中人民法庭集中化管理的趋势
依法治市进程在农村地区的深入发展，除促进人民法庭地位的提升与职能的全面发展外，还在管理模式上促成了当前人民法庭撤并的集中化管理的趋势。人民法庭集中化管理的趋势是依法治市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
一、 陈旧的分散管理模式阻碍依法治市深入推进。我国法院结
果的设置是种“司法地方化”体制，即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重叠一致，[5]人民法院的产生、法官任免、司法人事、司法经费都在同级地方控制之下，导致了司法权力的地方化。[6]在人民法庭的设置上表现为在几乎每个乡镇均设立一个人民法庭的分散管理模式。此种模式，一导致人民法庭建设的落后、简陋难以实行规范化、规模化管理；二易受乡镇领导干涉影响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并因管理的松散即极易导致司法腐败的滋生；三成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制度基础[6]；；四随着现代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已失去了维系存在合理性的基础。
二、 集中化管理符合依法治市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依法治市在
农村地区的推进。首先，人民法庭撤并后其经济实力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法庭的物质建设将有较大改观。电脑、复印机、传真机以及汽车等通信交通工具的配备将成为可能，促进司法的现代化。其次，法庭规模大了更适宜规范化管理，避免原来各乡镇法庭各自为政的局面，法庭的运作效率会有很大的提高。再次，法庭的撤并加强了自身的审判力量，促进审判职能的专业分工，改变原来万金油式法官形象，大大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有利于推动法官职业化建设。最后，集中化管理可以改变司法地方化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克服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四） 加强中心法庭规范化管理推动依法治市进程的若干思考
对经撤并重组后人民法庭的称谓“中心法庭”是否恰当，人们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中心法庭”的名称生动体现了人民法庭集中化管理的趋势，并提供了与分散管理模式下人民法庭相区别的标识，更为重要的是，此一称谓给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提出中心法庭如何建设的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因而并无不可。笔者结合法庭工作经验，就在依法治市框架中加强中心法庭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提出如下一点初步构想。
一、 推进中心法庭规范化规模化建设。人民法庭撤并后，中心
法庭面临辖区抗张、受理案件类型与数量增多及组织结构强化的新情况，这客观上要求进一步规章建制，完善各项审判和执行工作，做到以良好完备的制度管理人，增强法庭整体的战斗力，成为在农村地区推动依法治市维护司法公正的强大的主体。
二、 实行全方位的审务公开，着力打造司法“阳光工程”。为增
强审判工作透明度，方便当事人诉讼，将法庭的审判事务包括审判人员岗位表、辖区地图、诉讼程序流程图、诉讼费用收费标准、诉讼当事人须知、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诉讼风险和举证须知、排期开庭公告、法律文书送达公告、裁判文书等公诸于众，以确立法庭民商事活动的公示规范和审判标准，杜绝“暗箱操作”，增加司法行为的透明度，实现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与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的良性互动，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司法维权水平，并创建宣法普法的不可多得的窗口。
三、 实行对日程工作进行系统管理的新思维。明确“向管理要
效率”“向管理要公正”的价值目标，强调法庭作为一个审判职能单位的系统属性，注重法庭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进一步优化民商事司法改革环境，着力法庭内部结构的合理配置实现高度灵活的职能分工配合的新机制，以日程工作为改革管理的细胞，实行职能责任的具体量化和细化，建立以登记薄为核心的表格管理平台和定期检查的制度，分周、月、季度、半年和年度的多层次的评估总结制度，方便了上级领导对中心法庭各项工作的具体实际掌握，提高了干警工作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为中心法庭建设的法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积累了很多难得的司法素材。
四、 全面推动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建设。继续深入学习和实践十
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庭干警的科学理论素养、思想道德水平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继续抓好法律本科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大力提高干警的职业素养，推动队伍建设向精英化目标不断前进。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加强党性党纪教育，提高党员和全体干警的法纪观念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重视作风建设，努力实践司法为民，培养亲民的良好工作作风。彻底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以“讲职业道德、创文明行业、建文明窗口”为主题，端正司法工作作风，树立“廉洁、中立、高效、文明”的司法形象。
五、 不断深化民商事审判与执行改革，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
人民法庭法庭撤并后，中心法庭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民商事司法环境 ，辖区的扩张、社情的复杂、案件的繁多等对中心法庭的民商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发扬“公正与效率”的司法主题为动力，紧密结合辖区的农村社会的实际和民商事诉争的特点，进一步把民商事审判改革推向深化。切实实行个案跟踪管理制度、深化繁简分流机制，建立快速办案制度，认真落实《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组织实施庭前证据展示与交换制度，进一步加强裁判文书改革打造“法律精品文书”， 建立大民事审判框架和精审判的格局，全面提高案件质量与办案效率，着力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建立完善有效的执行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扩大办案的法律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的新途径，为辖区经济的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治的稳定服务。
六、 积极发挥综合治理职能参与农村社会综治工作。要妥善处
理司法独立与参与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的关系，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积极发挥指导乡镇司法所和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接待来信来访、普法宣传、法制教育等复合性职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保护农村社会的安定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作者林智明联系方式：lincon76@163.com）
注释：
[1]江泽民：《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任建新主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1-2页。
[2] 毛建平、段明学：《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资料来源www.law-lib.com.
[3] [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 熊选国：《中国司法制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5] 关毅：《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研究》，《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6] 肖扬：《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法学家》2003年第1期。


浅论配偶权及夫妻忠实义务


提要:本文通过分析、说明，简要论述了配偶权及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及性质，阐明我国新婚姻法将忠实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的必要性，以及对当前相关立法的一点看法。
全文共7000字。

目录：

一、配偶权及忠实义务概述。
二、忠实义务成为法律义务的几点原因。
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后果。
四、对当前立法的一点看法。
浅论配偶权及夫妻忠实义务

引子
当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与妻子离婚后，妻子却一纸诉状把“第三者”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第三者”停止侵犯其“配偶权”。四川省泸县法院已对这起罕见的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谢某停止对原告邬某人格利益的侵害，并赔礼道歉。
一、配偶权及夫妻忠实义务概述
然则何所谓“配偶权”呢？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有所批评，认为其并不准确。
配偶权应当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其主要包括：1、夫妻姓名权；2、住所决定权；3、同居义务，或同居权；4、忠实义务，或贞操请求权；5、日常事务代理权；6、相互扶助的义务。
通说认为，配偶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它的权利主体是配偶双方，权利由双方共享，义务由双方共同承担，夫妻双方互为权利、义务主体。每一项内容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就配偶对外关系而言，具有绝对权的性质，配偶双方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均负不得侵犯的义务。因此，配偶权具有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双重属性。配偶权其本质上为身份权，却以义务为中心，权利和义务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
夫妻忠实义务，是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指配偶双方互相承担的一种不为婚外性行为的义务。广义的贞操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对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一方的利益。夫妻忠实义务是对方配偶权的一种体现。
夫妻忠实义务，是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空。有学者认为，因其是基于配偶权而派生出来的，其虽名为“义务”，但其是一项具有一般人格权属性的身份权。也有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夫妻双方互负忠实义务”。这就直接表明，夫妻忠实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笔者以为，二种说法均不全面。就前文所述，配偶权是夫妻双方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身份权，其权利主体是夫妻双方，其所派生的出来的每一项都是权利和义务的混和体。夫妻忠实义务也不例外。夫妻一方不仅负有忠实义务，同时享有要求对方忠实的权利。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夫妻忠实义务都是不完整的。就权利而言，夫妻忠实义务可称作夫妻忠实请求权。因其为配偶权所派生出来的权利，其不可避免的即为身份权。就义务而言，夫妻忠实义务为法定义务。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与“第三者”发生婚外性关系，侵害了配偶另一方的身份权——夫妻忠实请求权同时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
也有学者认为，因婚姻是男女双方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组成的特别组合关系，夫妻当事人对于婚姻关系之圆满寓有人格利益，因此，不忠配偶方和“第三者”同时也侵害了被害配偶方的人格利益，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2001年4月，我国新修改的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首次将夫妻忠实义务纳入法律义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二、将夫妻忠实义务上升为法定义务的必要性
将一项权利（或义务）纳入法律所规范的领域，首先应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将这项权利（或义务）法律化是否具有价值，法律对其规范能否保持、甚至增加这样的价值？
将夫妻忠实义务作为配偶权的核心内容纳入到法律保护的领域内，其原因如下：夫妻相互忠实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崇尚的美德，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保护实质上可被视为国家对正义的维护与促进，能有效地遏制当前“包二奶”等不良之风。
（一）、设立夫妻忠实义务是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在法律上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法就把一夫一妻制原则作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腐朽生活方式乘虚而入，导致我国婚外恋情泛滥，通奸、卖淫、纳妾、重婚等破坏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的亵渎！既然在法律上已明确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就必须对有关违背一夫一妻制度的行为在法律上加以规范，并予以惩处。然而，按现行法律规定，除犯重婚罪严重违背一夫一妻制的侵权行为依《刑法》惩治外，其他违背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不在惩治之列。这使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失去了作为人们行为导向的意义。这样，不利于有效执法，也对社会安定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新婚姻法设立夫妻忠实义务是体现和贯彻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客观要求。
（二）、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
夫妻互负忠实义务，这是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如果允许夫妻任何一方有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自由，结婚与否有何差别？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其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上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身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在夫妻生活中，偶然因一方不愿意而未能发生性关系，这可能消极地影响着夫妻的婚姻和睦，但它对婚姻关系的损伤远不及一次被发现的婚外性行为。”由此可见， 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婚姻生活的和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和保证贞操忠实义务的履行，许多国家立法均规定在配偶一方与第三人通奸的情况下，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可以提起侵权诉讼，要求第三人和与之通奸的配偶赔偿其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
（三）、夫妻互负忠实义务，这是由目前的形势所要求的。
近年来，因“第三者”插足造成的离婚案件在我国一直呈上升趋势。1980年，我国离婚率为4.7％，1996年，上升到11．4％。随着离婚的上升，婚姻纠纷的缘由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八十年代，因第三者插足造成的离婚只占离婚总数的1／5左右，而今，却占离婚总数的1／2强。据司法机关的调查发现，相当部分的家庭暴力源于婚外情，由第三者插足直接导致的凶杀、投毒、毁容等恶性刑事案件也相应增多。同时，家庭的破裂致使下一代无法健康成长，由父母离异造成的青少年犯罪也持续增长。法律规制此类现象，刻不容缓，将忠实义务纳入法律义务势在必行。
（四）、设立夫妻忠实义务有利于优化人口和子女的成长
夫妻相互忠实，是人类两性关系进步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史，从人类社会之初的杂乱性关系到群婚制到对偶制，一夫多妻制逐步递送至高级形态，最终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固然，这一演变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保证子女血统清白，防止近亲结婚，避免发生乱伦也是有其重要的原因，可见，夫妻相互忠诚，不仅是夫妻双方之间的事，而且关系到子女、后代，对于优化人口生产和子女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相反，婚外同居、婚外性行为不仅影响夫妻关系的稳定和家庭秩序，而且可能造成血缘混乱。
有人说，在新婚姻法中确立配偶权的概念，就是为了制裁“第三者”，这是对配偶权的曲解和极端化。因为，配偶权本质上是夫妻双方之间的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任何“第三者”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破坏，即对配偶权的侵害，都是通过配偶的一方发生的，对责任的追究，主要应是针对夫妻双方中过错方的，越过过错方直接向第三者追究责任，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还有待商榷。其次，第三者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确定的，即使存在某些妨碍婚姻关系的事实，第三者的直接过错及其责任实际上也很难认定。因此，确立配偶权的根本目的应是为了强化夫妻之间的自我约束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不是为了制裁第三者。最后，试图通过制裁第三者达到稳固婚姻家庭的目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把第三者送上法庭并不能挽回自己配偶的感情，甚至适得其反，促成家庭的彻底解体。因此，配偶权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可以通过限制过错方随意离婚或使其承担较多的经济赔偿，以实现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和相对公平。
有人说，配偶权的确立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人人自危，“捉奸成风”，这是对滥用配偶权的过分恐慌。配偶权的确立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建立一种针对个案进行救济的原则或机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保护弱者，是符合社会大多数公民的道德观和根本利益的，大可不必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新婚姻法实施以来，社会反响很好，并没有出现“捉奸成风”的情况。
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
依修订后的我国婚姻法，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有两种：
3 重婚，是指夫妻一方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以夫
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违法行为。重婚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客观要件是两个婚姻关系重叠在一起。重婚违反了一夫一妻原则，严重侵害了配偶另一方的忠实请求权，构成重婚罪的应负刑事责任。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对于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侵权行为，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受害方的救济措施：
第一，请求离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配偶一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是法院裁判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受害方可请求离婚。
第二，离婚时请求损害赔偿。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因配偶一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依据新婚姻法，对违反忠实义务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要件包括：1．配偶一方有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行为。2．因不忠行为导致判决离婚。损害赔偿只能在离婚时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中不允许请求。3．受害方受到损害。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两种。精神损害是指由于过错方的不忠行为而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创伤和精神痛苦，如受害人感到悲愤、羞辱、沮丧、不安、受人讥讽嘲笑等感情痛苦。笔者以为这种精神损害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常识即可判断，无需受害人负举证责任，即只要过错方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法律就推定精神损害的存在，这样才符合立法惩罚婚姻过错方的目的。4．请求人无过错，即如果请求人也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则双方都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四、对我国当前立法的一点看法
（一）、通奸应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而通奸则是指有配偶的一方秘密与配偶以外的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虽然有些人的通奸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被人知晓，但这种知晓是出于当事人意愿之外的知晓，它在本质上是不公开的，是不愿被他人知晓的。通奸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隐秘的、一般不为他人所知晓的、不惜求夫妻名分和配偶权利义务。而它在侵害配偶权方面与离婚损害赔偿所列举的四种过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特别是长期的通奸和与多人通奸行为，给配偶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并不亚于重婚和同居，而且它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直接理由。通奸行为不仅侵犯了配偶另一方的配偶权，特别是通奸行为被公开以后，会使配偶另一方在社会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大大降低，而且还可以造成配偶另一方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由于通奸的隐秘性，通奸者一般不会张扬地给另一方大量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生产物资，因而它在财产上给配偶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但因其是隐秘行为，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其对另一方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强烈、更突出，造成的精神损害更为严重。通奸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本质区别在于后两者是公开行为，而前者是隐秘行为，这一点与偷窃和抢劫的区别非常类似。若因为是隐秘行为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那么偷窃行为似乎也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笔者认为，应尽快将重婚行为纳为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制范围之内。有学者指出，对违背忠实原则的其他过错行为引起婚姻家庭破裂的，应当灵活适用法律和道德手段进行调整，对重大的、情节和影响严重的其他过错行为，也应适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使忠实原则向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当渗透，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体现裁判的公正性。对于通奸造成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并在处理上应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一样，依照实际造成的后果判决通奸一方予以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