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理性思辨
——兼与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余振华教授商榷
On Unitary Revelation and Reflection of Illegality

刘跃挺*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应用法学系 刑法教研室）

【内容摘要】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此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而言之，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刑事违法性”，这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刑事违法性；形式违法性；实质违法性；主观违法性；客观违法性
【Abstract】The groundwork of jurisprudence about Illegality shows the importance for individual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e reconstructive objectivist Illegality complements limitation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objectivist and subjective Illegality in judicial practices where the formal rationality determines jurally countries’ insistence of criminal lawbreaking.
【Key words】Criminal Illegality; Formal Illegality; Material Illegality; Subjective Illegality ;Objectivist Illegality ;
一、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
在贝林格之前，犯罪被定义为“被科处刑罚的违法、有责的行为。”[1]也就是说，中世纪及其之前的欧洲所流行的是结果刑法的思维——人们对行为人产生仍要予以制裁的理念与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有着因果关系。“而在人们尝试理性地安排所有的社会制度（包括刑罚制度）后，依结果责任所施加之制裁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在确定制裁理性化的大方向后，刑法学学界逐渐地发展出一套归责体系，象是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的提出以及客观要件的精细化（例如客观归责理论）。”[2]这里所体现的是人们对于刑法理念的改变，即在社会契约论等反对西欧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反映资本主义先进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理论之启蒙下，发动剥夺个人自由、身体、财产等法益的国家权力运用手段，“其存在之正当根据及合法之作用范围系基于近代立宪之理念”；反映在刑法学理论范围中，就体现为诸如“刑法谦抑思想”、“刑法为最后手段性与补充性”等基本原则。这些进步理念其实是要限定国家对于行为的定罪权利。基于罪行法定主义，在行为的定罪过程中，形式地设置“过滤条件”，以达到限定国家刑罚权的目的，“对于要素的分别考虑，是为了正确运用刑法、合理认定犯罪”[3]。基于此，产生了认定犯罪成立的三元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
从上述三要件的排列顺序中，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行为人的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后，国家刑罚权就可以随之发动？答案是“当然不可以”。因为仅仅是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若没有违反整个法规范所构成的法秩序，就仍然不能对之加以刑罚。各国宪法都有类似的规则：“除防止妨害他人自由、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为必备之外，不得任意发动国家刑罚权”①。而这种“防止妨害他人自由”、“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以及“避免紧急危险”都说明了法秩序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的概念里必然存在一种“内在限制”，即“自由权利必要以服从团体生活之约束为其前提”[4]。这就是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即其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独立性，要求人们必须接受社会法秩序的“团体社会之约束”。
关于违法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学说即“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持前者的学者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法规范违反说则认为，违法性是违反法规范或者法秩序；团藤重光则进一步指出，违法性“从实质上说，是对整体法秩序的违反，是对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②。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法益侵害说只注重于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或者法益侵害的威胁，而无须要求行为合乎社会伦理秩序与否；而规范违反说则是相反地只注重于那些违反社会伦理秩序的行为，而无要求所侵害的法益或者法益侵害威胁是否出现，从而得出“法益侵害说强调刑法与伦理道德相分离”与“规范违反说则主张刑法与社会伦理道德的不可分离，可谓一体的两面”③。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是过于极端与片面的。其实，“法益侵害说”虽然强调违法性的根本乃是遭受侵害的国民利益，但却仍然认为“犯罪首先应有以刑罚压制必要之‘恶性’行为存在，而此种行为的‘恶性’即为违法性”④，换句话说，这里的行为“恶性”集中体现于侵害的法益或者法益侵害的威胁，说明了法益侵害说并不是无视“行为”。而“规范违反说”是依法规范为基础，认为“惟有违反法规范秩序之行为经评价后方为恶性行为”⑤。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对侵害的法益或者法益侵害的威胁作出规定，但要理解这种合乎违法性要求的行为恶性的内涵则是以道德秩序、违反文化规范以及欠缺社会相当性三者来加以说明，因此违法性的实质决定于这种“道德秩序”或是“社会相当性”。而我们都知道社会相当性理论本身是关注于行为对社会法秩序所产生的后果（法益）。因此，综上所述，基于道德秩序及社会相当性的规范违反说与要求“恶性”行为的法益侵害说在本质上并不具有差异性的。
在大陆法系刑法学发展史上，基于对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客观违法性理论、形式违法性理论与实质违法性理论等违法性理论。
二、对主观违法性理论、客观违法性理论以及新客观违法性理论的重新阐释
（一）主观违法性理论
根据刑法理论的历史沿革，客观违法性论源于1821年Hegel所确立的“无犯意之不法”概念之后，在德国所形成的通说。后于1867年年由德国学者阿道夫·默克尔提倡主观违法性论后，同年耶林在“罗马私法之责任要素”的观念上确立客观违法性的概念后，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才首次形成了激烈的论争。
阿道夫·默克尔认为，民事不法与刑事可罚不法都是一种对既存“法”的违反[5]，而这种否定法的“不法”内容必须具有两个要素：其一，侵害包含于客观化了的共同意思或者说侵害表现于法之共同利益；其二，归责可能性之要件。而刑法可罚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其“责任”，即该行为具有的是一种不同于民事责任的责任——“‘观念’上之保持或回复受违法行为侵害或威胁之客观化共同意思与国民间之正常关系”[6]。换句话说，首先，刑法责任不只是类似于民事责任要恢复权利侵害的客观外在状态，更重要的是保护体现社会关系的法益；其次，行为在基本形式上必须具有“个人反抗全体意思”的要素。综而述之，一方面，刑事可罚不法行为是对体现国家意思的法规范予以藐视与破坏；另一方面，“法”的概念本身就说明了不法行为必须具有“归责可能性”这一要件。此可以说是阿道夫·默克尔主观违法性理论的关键，因为其认为法是指具备相应属性的命令与禁止的总体（即命令或禁止国民依照国家意思行事），其外在只体现为“命令”与“禁止”两种形式，即不法就是对这种命令与禁止的侵害；因为命令（法规范）只针对于可归责能力者下达，进一步说，命令对于有意要求约束的对象才有意义，所以侵害该命令（法规范）的人（即具有可归责能力的人）才被称为违法者。这样就排除了诸如自然现象、无责任能力者的意思引起的侵害被认为是“违法”的情形。
后来，费耐克等学者更强化了主观违法性理论。其认为，基于命令发动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法体现的是一种立法者对社会控制的期待（即期待命令的接收）。详述之，为了预防不法行为对社会控制的破坏，命令发动者应该从行为的主观与客观两面加强法的强制作用，并认为以“主观强制方法”为核心才能根本地达到预防的效果（即要求法“原则上”是以心理之力量支配人的意思，凭之以发挥保护既存于社会关系中的共同生活利益的作用）。这样，主观违法性论者普遍认为命令与禁止性的法律就是规制有接收义务能力人的心理动机的“精神（推动）力”。进而论之，只要有归责能力的人，若行为违反“精神力”，就被认为是“违法”，而无论是否产生“侵害的法益或者法益侵害的威胁”。基于此，就产生了“有责之不法”的概念。
综上所述，主观违法性理论虽然强化了对“违法性”与“有责性”关系的认识，但是由于其过于强调二者的关系，甚至是混淆了“违法性”与“有责性”之间的区别，使原先的合理认定犯罪、防止国家刑罚权之滥用的犯罪成立三元论形同虚设。另外，如上所述，主观违法性理论往往过于重视行为对法律命令自身的违反，却无视法益受损害的情况，容易造成因过分强调“主观违法因素”而导致法律偏重“义务”概念与“社会伦理规范”，实质上又倾向于了全体正义与社会连带的思想，有损于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
（二）客观违法性理论
自从阿道夫·默克尔首倡主观违法性理论以后，耶林、罗夫勒、那格勒、麦兹格等客观违法性理论者认为，法秩序不应该被狭隘地理解为法典之规定；法典所赋予国民者仅是不具备之法秩序体系、片段之命令、禁止及少数可容许之行为而已，因此刑法典所要求国民者并非禁止国民为何种行为，而是规制“倘若实行该种行为会产生何种后果”，“如何从刑罚之预告导出吾人态度之规范，完全是由阅读规定条文者之自我决定”⑥，从而否定了主观违法性理论者的“法规范认识观”。麦兹格的规范分析论将法律规范理解为“评价规范”与“（意思）决定规范”，其认为：基于“主观违法性理论的主张……法益侵害之起因对于法益侵害本身而言，其乃成为本质之基准，惟有基于行为可预见之一时所产生之结果，才可能侵害具有精神力之法”[7]，可以得知主观违法性理论的“不法”判断的根基是规制行为人行为时心里动机的法规范，不再是客观的法秩序。同时他还认为，法规范与实现法规范的手段（命令）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表示一定社会状态的应然，体现着对现实法秩序的评价（即评价规范）；后者是实现法规范的手段，通过规制行为人的行为来予以实现法规范（即决定规范）。
基于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知，评价规范是决定规范的前提。“在确定法的概念时，将法作为评价规范来把握是先验的必然。”[8]那么，我们该以何种规范作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呢？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必须合乎现实的目的性；进而论之，所有的法，尤其是刑法，其目的是要为服从法支配的人建立外在的秩序，以确保共同生活。因此，法必然要从客观角度来理解。“法系客观之生活秩序，不法则是对客观生活秩序之侵害而言。”[9]基于此，大陆法系客观违法性理论之违法性的评价标准就是“是否违反了反映客观生活秩序的法规范”，即评价规范。而且，由于针对有归责能力者的“决定规范”本身特点在于决定行为的有责性，同时基于评价规范决定意思决定规范，决定了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前后逻辑顺序。最终，由于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判断判准的不同，亦决定着二者之间应彼此分离，即客观违法性理论承认“无责任不法”的存在。
（三）新客观违法性理论
客观违法性论过于强调法益的客观损害结果（即过度侧重于侵害之事实）。甚至认为，对于动物或无生命之物所造成的侵害，法秩序同样地即对之表示否定。由于其认为违法性判断基础是完全脱离意思决定规范的评价规范，即只要出现实然的社会生活秩序不符合应然的法秩序——体现为客观上法规范所要求保护的法益遭受侵害或是侵害的威胁，行为就具有违法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何种行为或何种原因，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无论是否是人为行为，只要客观上扰乱了共同社会生活秩序，都会成为法的评价对象，继而就具有了违法性。这显然不符合现实司法的目的性，也是不可理解的。对此，诸多学者认为，这是违法性的判断基础出了问题。
学者们认为，法规范不能严格区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实际上是两者的综合体。以综合体之法规范为基础的违法性判断理论就被称为“新客观违法性理论”。然而对于法综合体存在的原因，可谓是众说纷纭。余振华教授也认为客观违法性理论“着眼于规范前提所提示之利益或秩序，将规范前提与命令予以割裂系有不妥当之处。由是可知，对于违法性之观念必须结合规范前提与命令作整体观察方能获致正确之理解。”⑦可知余教授赞同“法规范综合体”说。其认为刑法规范应基于“评价层次论”而分为评价决定规范与义务命令规范。这样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作为整合体成为违法性判断的基础，而进一步认为“评价规范为前提，依据刑法命令实行符合该评价规范之行动而产生遵守义务，违反该遵守义务则构成有责性之内容”⑧但是，笔者不赞同余振华教授的这一见解：在违法性判断阶段，“评价层次论”是可以将法规范整体（即评价决定规范）作为违法性价值判断的基础，但这种法综合体其实并没有实质解决上述相关问题。因为在“有责性”判断过程中，法规范却又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义务命令规范）出现——成为有责性判断的基础。那么，问题又回到了类似于当初“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区分及其各自存在独立性”的相关问题；对于“法综合体存在样态与存在价值”而言，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笔者认为，立法者把社会共同生活所必要的应然状态规定出来（评价规范的设定），并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以刑罚的强制力威慑为后盾，要求一般人服从与信赖法规范；法规范付诸于实际，就是要求法规范决定与影响着行为人行为动机与意志，从而使立法中的评价规范“转换”司法中的意思决定规范；然而，在实然的法环境内，这种“转换”一直处于动态的过程；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法规范，是一种评价规范与意思决定规范不可分离的“综合体”。
确定了法综合体的存在，随之而来的问题依然不少：依照客观违法性理论得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区分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新的客观违法轮的区别又在何处？甚至新的客观违法性理论如何说明其自身的“客观性”？
川端博教授认为：“非难责任之根本，在于侵害以价值为基础之遵守义务。易言之，依据刑法之评价规范为前提，命令为适合该评价之行为，而产生遵守义务，违反该义务形成有责性之内容。”[10]如前所述，由于法规范包含着决定规范，则违法性判断存在受命主体，即“人”。基于“违法系对客观社会生活秩序的侵害”，法规范的对象应该是一般社会人对法规范的服从与信赖，即违法性的受命主体为“一般人”。该当构成要件行为后，以评价规范为前提，依照一般人的意思决定规范基准，要求行为符合法秩序的要求；因此，若行为此时违反了法规范的要求，就具有了违法性。鉴于针对一般人的意思决定规范在相对于具体人时就转化为具体义务规范，而若具体的行为人“决意不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及违法性之违法行为（即命令决定为适法行为），刑法可依违反该义务为理由，对具体之行为人非难其责任”⑨，亦可以得知，虽然有责性中的规范基础是“法规范的综合体”，但责任评价的根本却是基于命令规范之具体人的义务规范。
综上所述，在新客观违法性理论中，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区别在于“标准的客观性”，即违法性是以针对 “一般人”的、法规范综合体中的、以评价规范为前提的决定规范作为行为违法性判断基础，而有责性判断基础是针对“具体人”的、法规范综合体中的义务规范。⑩换个角度，此时所形成的修正的违法性理论，其判断不法的标准在于“一般人的命令规范之违反”，仅此一点，就排除了具体人的归责能力的内容，即依然承认“无责任的不法”，因此，其仍为“客观”的违法性理论。但相对于传统的客观违法性理论而言，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具有了主观违法因素，其与主观违法性理论之间仅存有“些微之差异”[11]：新客观违法性理论者认为无归责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亦未违法，故可对其主张“正当防卫”。可以看出，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同时，由于“加入主观性价值的因素予以判断方法的必要性”⑾，“违法是客观的，而责任是主观的”学界共识似乎也要加以修改——应基于判断标准（而不是判断对象）是否客观。
三、形式违法性、实质违法性及对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启示
对于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提出的所谓“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之“形式”与“实质”，笔者认为，其与将犯罪定义区分为“形式犯罪定义”与“实质犯罪定义”相同，亦可以同样地专就法律规定“形式”与行为之“实质”内涵来作出区分。
在刑法学界，存在着对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内涵及其关系的诸多诠释。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指导形象，因此形式违法性就是构成要件该当性，从而将大陆法系现有的三阶段定罪理论修改为“形式违法性→实质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顺序；而有的学者认为，形式违法性可以认为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而实质违法性是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⑿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前者的观点无疑已经破坏了现有的三元论，并且混淆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本质差别，也无法确定诸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在定罪判断顺序上的准确位置。其实，法规范（法秩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网”，违法性的判断就是对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即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在“是否真正破坏了法网”层面上的考量。因此，无论“形式”与“实质”，违法性概念存在的真正价值在于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而上述观点中后者的认识正是基于此，认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具有形式意义，而诸如“得被害人承诺”等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实质意义。但对于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却存有争议。余振华教授认为两者具有“相互对立性”的关系，其认为“综合各国学者所论，本文以为确立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二者之对立关系，有其独特之意义存在。例如对具有正当化事由之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行为而言，其行为在形式上被认定系属违法，然在实质上却又可认为系属不违法之情形，此时倘若基于此种对立之概念，则可予以说明之”。笔者对于这种“对立观”表示不赞同。若基于余教授所举例证，对于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因其与“法规范形式化”相对立，进而否定其存在，则明显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与司法的现实不符，而且在现有的刑法理论中，也是难以想象的。其实，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实质违法性之判断上为弥补形式违法性之不足而存在，二者实乃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抵触。”⒀换言之，即使行为符合“正当防卫”或是“紧急避险”违法判断的“形式”要求，同样也要受到“实质”违法性的判断；而当行为存在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即使没有法规予以“形式”明确化，也会得到违法性的“实质”判断给予相应弥补。这种相互“对应”的关系，使形式与实质违法性共同编织成违法性判断的“法网”，进一步巩固了大陆法系现有的三阶段定罪理论。
从实质上看，我国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类似于大陆法系的实质违法性与形式违法性的关系。基于上述的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中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关系理论，在我国的现实法律生活中，当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发生冲突时，更应该基于国情需要，突出实质意义解释的价值与意义。理由在于：第一，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刑法对某些具有严重社会性的行为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在不违反民主主义与预测可能性的原理（罪刑法定主义）的前提下，对刑法作扩大解释。”[12]但笔者认为，暂且不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是否存在严格的界限，就我国这样一个刚刚推行法治建设的国家，若过于强调从行为的社会性本质的角度进行实质性的解释，必会造成法律虚无主义的出现。因此，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绝对的“形式合理性”。第二，成文法的“滞后性”决定了刑法可能规定一些不值得科处刑罚的条文。对此，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刑事违法性的需要，这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但在具体的量刑上，笔者认为，可以对此类行为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正是从实质违法性角度进行考量突出实质性解释的结果。否则，将会导致刑法教条主义的出现，同时也背离了刑法谦抑性与人权保障机能的要求。
注释：
① 参见德国宪法第103、104条；日本宪法第31、32条。
② 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③ 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④ 参见余振华著《刑法违法性理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页
⑤ 参见余振华著《刑法违法性理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页
⑥参见（日）佐伯千仞《刑法违法性理论》，东京有斐阁1974年版，第60页
⑦参见余振华著《刑法违法性理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8页
⑧参见余振华著《刑法违法性理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8、29、30页
⑨参见(日)川端博,余振华（译）.刑法总论二十五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152页
⑽命令规范是针对于一些有可能从事某种行为的人，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成为该类人的可能性，即命令范是针对于一般人的，具有客观性。对于具体的人而言，这种命令规范就转换为了只针对具体人本身的现实的义务规范，具有主观性。
⑾参见余振华著《刑法违法性理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78、79、80页
⑿参见甘添贵著《刑法之重要理念》，台北瑞兴出版社1996年版；林山田著《刑法通论》，台湾大学图书馆印2005年第9版。
⒀参见林山田著《刑法通论》，台湾大学图书馆印2005年第9版，第295、296页
参考文献：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旅游条例

（2005年5月27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旅游资源，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　条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度假、住宿、餐饮、交通、购物、娱乐、信息服务和其他服务的综合性产业。
　　本条例所称旅游资源，是指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自然资源、历史人文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
　　本条例所称旅游经营者，是指旅行社、导游服务公司、旅游景区（点）、旅游度假区、旅游饭店、旅游车船公司、旅游购物场所、旅游网络公司等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旅游促进与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旅游经营与服务、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发展旅游业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突出地方特色，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协调。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旅游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扶持旅游业发展。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旅游工作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促进与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经营与服务活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文化、建设、林业、水利、公安、工商、物价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第二章　旅游促进与发展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旅游业发展协调促进机制，制定旅游业发展政策，协调解决旅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改善旅游业发展环境，促进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结合与发展。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旅游发展前景和财政状况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旅游宣传促销、旅游规划编制、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非经营性旅游项目的开发。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旅游资源特色、旅游产品优势制定旅游市场开发总体方案和实施计划，确立旅游整体形象和宣传促销主题，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发国际、国内旅游市场。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政策，促进区域旅游的发展。
　　第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有条件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旅游院校、专业的建设和旅游科研、教育、职业培训工作，加快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
　　第十二条　本省推行旅游服务标准化。涉及人身安全、卫生、健康等的旅游服务领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标准的，由省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制定地方标准并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旅游市场发展及旅游者需求，通过提供信息、协调指导等措施，支持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
　　鼓励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为开展旅游电子商务提供相应的保障与服务。鼓励企业利用现有信息基础设施健全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上旅游信息发布、查询、预订和结算，促进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的建设及应用。
　　第十五条　各部门、各行业应当推进旅游经营者开发多种形式的旅游产品。
　　第十六条　本省旅行社可以组织旅游团直接在省内各地旅游。外省旅行社可以组织旅游团直接来本省各地旅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为开展旅游活动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鼓励境内外企业、组织和个人通过独资、参股、合作、合资等多种形式兴办旅游企业。
　　境内外企业、组织和个人采取参股、兼并、收购等方式来本省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享受与本省旅游企业同等待遇。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鼓励利用境内外有关专业会议、博览交易、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科技交流等大型活动，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有关组织机构在协调安排有关活动计划时，应当优先考虑规模大、国际化程度高、对旅游业促进作用明显的项目。
　　第十九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行业服务和行业监督作用，规范旅游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提高旅游经营者的服务质量。
　　第三章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第二十条　开发旅游资源应当在有效保护旅游资源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进行。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破坏旅游资源。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报批。
　　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旅游发展规划，组织编制海滨度假旅游、齐鲁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海岛旅游、运河旅游等专项旅游规划。
　　对符合条件的、使用财政资金编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专项旅游规划，应当通过招标方式由专业机构编制。
　　第二十二条　旅游发展规划应当突出地方特色，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并与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相协调。
　　编制其他有关规划应当统筹考虑旅游功能，为旅游业预留发展空间。
　　第二十三条　国有旅游资源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租赁、承包、竞买和其他法定形式取得国有旅游资源的经营权。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普查、评价和确认，建立旅游资源档案，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分级指导、监督和协调。
　　跨行政区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协调。
　　第二十五条　开发旅游项目，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利用自然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应当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不得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利用历史人文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应当保持其特有的历史风貌，不得擅自重建、改建、迁移、拆除。
　　开发旅游建设项目，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建筑规模和风格应当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第二十六条　编制旅游度假区规划，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报批；设立旅游度假区，应当符合旅游度假区规划。国家旅游度假区的设立由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省级旅游度假区的设立由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未经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国家旅游度假区或者省级旅游度假区的称谓从事开发和经营活动。
　　第四章　旅游经营与服务
　　第二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对旅游经营者进行没有合法依据的检查、收费、处罚，不得强迫旅游经营者提供无偿服务。
　　第二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提供真实、合理的旅游信息和健康的服务项目；
　　（三）标明真实名称、标记和经营范围；
　　（四）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五）对旅游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旅游安全责任制度，完善安全防范措施，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场所和旅游项目设置显著的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发生旅游安全事故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救援措施，并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条　设立旅行社，应当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旅行社应当按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一条　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应当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明确服务项目、期间、收费标准及违约责任等事项。旅游者有特殊要求的，可以与旅行社特别约定。
　　第三十二条　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之前，应当向旅游者告知下列注意事项，必要时提供相关资料：
　　（一）旅游地可能引起旅游者误解的法律规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二）旅游地可能给旅游者带来风险的社会治安、气候和水土条件；
　　（三）旅游中可能产生的危害或者风险；
　　（四）向出境的旅游者说明旅游地有关注意事项；
　　（五）旅游者要求说明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三条　旅行社与旅游地有关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应当与其订立委托接待合同。受委托的旅游地经营者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行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十四条　从事导游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导游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旅行社确定的接待计划，安排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不得擅自增加、减少旅游项目或者中止导游活动。
　　在旅游活动中遇有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形时，导游人员在征得多数旅游者同意后，可以调整或者变更旅游线路，同时应当立即报告旅行社。
　　旅行社因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事由减少服务项目或者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退还相应的服务费用。
　　第三十六条　实行饭店星级评定和复核制度。饭店星级评定与复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未被评定星级的饭店，不得使用星级称谓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七条　实行旅游景区等级评定制度。旅游景区等级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未被评定等级的旅游景区，不得使用等级称谓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八条　旅游景区（点）经营者应当健全旅游景区（点）档案，对旅游景区（点）的历史沿革、资源状况、生态环境、服务设施、经营及建设活动的基本情况和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妥善保管。
　　第三十九条　旅游景区（点）应当按照规划和有关标准与规定，设置观赏、游乐、餐饮、安全等设施、设备，方便旅游者。旅游景区（点）应当设置与旅游景区（点）环境相协调的标识、标志牌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旅游景区（点）经营涉及公众安全的特种旅游项目，其设施、设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法定机构检验，取得合格证后方可投入运营。
　　第四十条　旅游景区（点）经营者应当遵守价格主管部门有关门票价格管理的规定。门票价格应当公开。调整门票价格，应当提前三个月进行公示。调整国家、省级重点旅游景区（点）门票价格，应当依法举行听证会。
　　旅游景区（点）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单一门票和联票，供旅游者自主选择，禁止向旅游者强行出售联票。
　　第四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旅游景区（点）及其周围摆摊、设点和出租景观，不得尾随、纠缠、胁迫、欺骗旅游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有偿服务。
　　第四十二条　旅游景区（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等特定对象减免门票费。
　　第五章　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
　　第四十三条　旅游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知悉旅游经营者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
　　（三）要求旅游经营者按照约定或者惯例提供质价相符的产品与服务；
　　（四）人格尊严、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五）因接受旅游经营者的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六）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四条　在旅游景区（点）中，因旅游景区（点）经营者的原因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景区（点）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其他相关旅游经营者的原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者可以向旅游景区（点）经营者提出赔偿要求，旅游景区（点）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其他经营者追偿。
　　因旅行社违约损害随团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行社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旅游经营者原因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者可以向旅行社提出赔偿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其他经营者追偿。
　　第四十五条　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旅游经营者侵害或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争议，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双方协商；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旅游、工商等部门投诉；
　　（四）旅游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仲裁协议的，申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健全旅游投诉制度，严格履行职责，公布投诉电话和其他联系方式，接受旅游者的投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机构在接到旅游者投诉后，能够当场处理的，应当当场作出处理决定；不能当场处理的，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投诉者；对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并告知投诉者。
　　第四十七条　旅游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保护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爱护旅游设施，遵守旅游秩序和安全、卫生管理规定，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旅游经营者未建立旅游安全责任制度，完善安全防范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十九条　发生旅游安全事故，旅游经营者未及时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
　　第五十条　省级旅游度假区连续两年达不到建设标准的，由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经改正仍然达不到建设标准的，由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建议省人民政府撤销其称谓。
　　国家旅游度假区连续两年达不到建设标准的，由省人民政府建议国务院撤销其称谓。
　　未经批准，擅自以国家旅游度假区或者省级旅游度假区称谓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由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星级饭店服务质量降低或者达不到相应标准的，由评定机构降低其星级或者取消其星级称谓。
　　未被评定星级或者已被取消星级的饭店使用星级称谓以及星级饭店使用不真实星级称谓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旅游景区服务质量降低或者不符合相应等级标准的，由评定机构降低其等级或者取消其等级称谓。未被评定等级或者已被取消等级的旅游景区使用等级称谓以及等级景区使用不真实等级称谓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其他行为的处理，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1996年10月14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旅游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