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越南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国双方”），为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愿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保护缔约国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并为之创造良好的条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国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后者领土内投资的各种财产，主要是：
　　（一）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利；
　　（二）公司的股份或该公司中其他形式的权益；
　　（三）金钱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依照法律授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依照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为其国民的任何自然人；
　　（二）依照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并在其领土内有住所的任何法人。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利息、提成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条
　　一、缔约国一方应鼓励缔约国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国一方应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国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条
　　一、缔约国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缔约国另一方依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一、缔约国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了公共利益；
　　（二）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三）所采取的措施是非歧视性的；
　　（四）给予补偿。
　　二、本条第一款（四）所述的补偿，应等于宣布征收前一刻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价值，应是可以兑换的和自由转移的。补偿的支付不应无故迟延。
　　三、缔约国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暴乱、骚乱或其他类似事件而遭受损失，若缔约国后者一方采取有关措施，其给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五条
　　一、缔约国任何一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管辖下，保证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与投资有关的承包工程的支付款项；
　　（七）在缔约国一方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国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国一方的官方汇率进行。

　　第六条
　　如果缔约国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做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作了支付，缔约国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缔约国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并承认缔约国一方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原投资者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第七条
　　一、缔约国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根据缔约国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国双方应在缔约国一方收到缔约国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国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并由缔约国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专设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国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
　　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国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履行此项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依据本协定的规定和缔约国双方均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国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国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作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国双方应负担各自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由缔约国双方平均负担。

　　第八条
　　一、缔约国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国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争议应尽量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当事任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国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如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选一名与缔约国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头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提出仲裁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依照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下设立的国际中心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委任。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约束力。缔约国双方根据各自的法律应对强制执行上述裁决承担义务。
　　七、仲裁庭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国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缔约国双方均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八、争议各方应负担其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庭的其余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负担。

　　第九条
　　如果缔约国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条
　　本协定应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国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国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一条
　　一、缔约国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不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情报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引起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国任何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国另一方应及时作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河内举行。

　　第十二条
　　一、本协定自缔约国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日后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如缔约国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国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
　　四、第一至第十一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十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在河内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越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解释上出现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　岚　清　　　　　　　　　　　　　　　　　　　窦　玉　春
　　　　（签　字）　　　　　　　　　　　　　　　　　　　（签　字）
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 作为刑罚一种的剥夺政治权利，在内容和结构安排上有一定的缺陷，从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存在的价值性和合理性的争议。本文就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的理解和结构的重新构置进行浅议，以示思考。
[关键词] 剥夺政治权利 政治性言论自由 非政治性言论自由

一、 剥夺政治权利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7年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以下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刑罚体系中附加刑的一种，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为一种资格刑（另外驱逐处境、剥夺军衔也属于资格刑的范畴），即国家对犯罪分子的一种政治上的否定评价，剥夺其参与国家管理和参加一定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的刑罚。其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对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引发了许多争议。其一、若从广义上理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造成上述第〈三〉项和第〈四〉项存在的不必要，因为其已包含于第〈一〉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中；其二、上述第〈二〉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六大自由的权利被剥夺是否有宪法依据，是否存在违宪之嫌？
㈠ 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对狭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理解有：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指的是人们参加国家权利机关或代表机关的创设或组织所必需的那种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②所谓选举权是指选举法规定的公民可以参加选举活动，按照本人的自由意志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等职务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指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公民可以提名为人民代表等职务的候选人，当选为人民代表的权利。[2]对广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有：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则指的是人们均为实现任何国家机关、公共团体乃至私人组织的创设或组织所必需的各种选举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3]②所谓选举，既包括各级人民代表代表的选举，也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村民委员会领导人员的选举。[4]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涵义的不同理解使得对剥夺政治权利中此问题的解决和重新构建也不同。
1、采用狭义说的有学者认为“从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法律依据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或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刑法对宪法赋予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剥夺应当以宪法的明确授权或确认为依据。因此，对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必须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从而与宪法学上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保持一致，‘宪法学论述的选举制度，并不是广义的选举，而是指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原则、程序以及方式方法的总和’”。并认为“就选举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人员的权利而言，该项权利同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的权利在重要性和神圣性上不可同日而语，刑法没必要剥夺”。[5]这是对剥夺权利的重新构建，即将第〈三〉、〈四〉项废除。另外支持狭义说者有学者认为保持现在的立法构造就可以了。
2、采用广义说者认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们参与各种团体、组织、国家机关的选举的权利，不仅仅是“国家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在政治权利的重构上即将第〈三〉、〈四〉项废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重新构造形式与采用狭义说中的第一种构造相同，而效果上与采用狭义说中的第二种构造相同。
笔者认为，尽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从以上几种重新构造的效果看，分歧在于在剥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时是否也应剥夺其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其为追求生活的多元化而参加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有效途径。后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样需要法律的保护，而不得随意被剥夺；同时，从刑法的惩罚犯罪的角度出发，没有必要将犯罪分子生活中由于自身的生活需求而参加各种社会社团、组织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掉。况且剥夺政治权利一般是在主刑执行完毕后开始执行，这时犯罪分子已经回归社会，刑罚的意义已经不十分重要。所以在政治权利的重新构造上，笔者赞成狭义说中的第一种构造模式。
㈡ 对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理解
事例1：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因犯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该教授的一本有关知识产权的专著极有学术价值，一直作为该大学本科生的教科书。由于该教授被剥夺政治权利，有关机关不准其著作发行，致使该学校不得不另选教材。[6]
事例2：〈〈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关于罪犯李邦福撰写“怎样办工厂”书稿的处理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0年7月20日）中指出：由于罪犯李邦福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其中包括了被剥夺出版权，因此其不能出版书籍。司法部在关于〈〈处理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向社会发表文学作品的请示〉〉的批复中也指出：由于该罪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因此能够行使发表权和出版的权利。[7]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剥夺政治权利中六大自由的不合理性，从而引发学者对其内涵和价值性的争议。“言论属于以口头表达为形式的表现行为，而出版则属于以文字表达为形式的表现行为，二者均以语言形态而出现，故而有时被概称为‘言论自由’”。[8]“从自由的表现形式和性质上讲，公民进行集会和结社是表达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和扩展。游行和示威从其性质和表现形式上将，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9]所以为了阐述的方便和便于理解，下文仅对“言论自由”进行剖析。
“从内容来看，言论（含出版）中包含政治言论、商业言论、学术言论、艺术言论、宗教言论等多种具体类型。”[10]可见，言论分为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所以，认同刑法剥夺政治权利中六大自由剥夺而避免发生上述事例尴尬的学者找到了理论依据。因为他们可以主张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言论自由仅指政治性言论自由。如“言论自由是指公民议论政治及一般公共事务不受干涉的自由。言论自由中的言论不包括公民谈情说爱、议论趣闻轶事等生活用语的部分，也不包括关于检察、控告、申诉等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具有法律意义的部分。言论自由只是被特定化了的那部分言论的政治法律用语”。[11]而且有学者认为政治言论自由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言论自由：①批评和反对先行法律的言论自由；②批评政府的自由；③发表言论宣传和支持各种政治见解、政治观点、政治学说和政治信仰的言论的自由；④批评执政党的言论的自由。[12]这为实践操作提供了依据。
另外，有学者反对将言论自由中的自由泛解为“所有言论”，并论证了这种观点的逻辑上的错误：①当一个人被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时候，他的任何言论都是被禁止的，这无疑是宣布人为动物 ，法律因之也就成为使人不成为其人的工具，这样的法律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②当一个人被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时候，他参加政治法律关系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的权利同时被剥夺，因为法律已宣判他不再具有意思表示的能力；③当一个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时候，他的合法权益不再受法律保护。因为人的言论被禁止之后再也无法以控告、诉讼等方式进行权利救济。[13]
而反对将言论自由仅限定为政治性言论自由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①将言论自由限定为政治性言论自由并没有任何宪法学依据，因为宪法本身并未解释第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内涵，而且宪法学著作在表述言论自由的涵义时，大部分学者认为言论自由是指公民通过语言的方式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很少有人将其理解为表达政治性的思想和见解的权利。②为了与刑法剥夺的言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相一致而将宪法中的的言论自由也限定在政治性的言论自由之内，那么这种只保护政治性言论而不保护非政治性言论的宪法，有可能招致非政治性的言论不受任何法律的调整和保护的可怕后果。而且极有可能为专制者干涉甚至镇压公民的非政治性言论提供口实。[14]③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笔者看来，以上观点在批驳对方的时候也无法自圆其说。归结如下：一、将言论自由仅限定在政治性言论范畴内，缺乏依据，纯粹是为现实法律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凭空找借口。二、将言论自由做广义理解将无法避免上述事例的不合理性，不适合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法律的价值性值得怀疑。
二、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重新思考
当我们争论到底该怎样理解言论自由（包括其他五项）的涵义才能既与宪法保持一致，又能符合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时，我们应该用冷静的头脑首先反思一下，言论自由能不能被刑法给剥夺？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㈠ 从立法构造的角度进行考虑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处于一个国家统一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宪法的根本作用在于法律、法规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产生，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想抵触。相对于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法规的基本任务是如何保障建立有效的国家权利运作制度来具体的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有效的实现。法律、法规要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剥夺或限制必须得到宪法的“授权”。如宪法本身就规定或默示对某些基本权利可以予以限制，规定某种基本权利“其内容有法律规定”、“在法律的限制之内”或“在法律的范围内”予以保障等。[15]再看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并没有明文规定对这六种基本权利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或实际上默示性的规定普通法律可以限制这种基本权利。而我国刑法第54条却无情把公民的这六大自由给剥夺了，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㈡ 从言论自由的本质属性考虑
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具有固有性、不可剥夺性。在其不可剥夺性上有许多阐述。“言论自由制度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公民不可剥夺的精神权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最高级动物，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活动和语言表达能力。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思维并表达思维，……享有表达自由，才能使人成为本来意义的人，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使人获得自由。”[16]可见这种权利既不是造物主或君主赋予的，也不是国家或宪法赋予的，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同时又为宪法认可和保障。法国的〈〈人权宣言〉〉将公民的基本权利视为“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权利，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制定或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以及对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或对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诉求冤情救济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法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生而具有的，是在宪法、国家产生之前而存在的，宪法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而加以规定。无论何时，也无论哪个国家，从来没有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六大自由权利列入剥夺的范围。[17]所以，在注重人权保障和刑罚谦抑的现代社会，刑法第54条第2项的规定理当应于废除。

参考文献：
[1][3]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第159页，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4][5][6]参见王志祥：《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争议问题研究》，网址：http://www.criminallaw.com.cn/zhuantilunwen/zhuantilunwen3.htm。
[7]参见刘飞宇：《对于刑法中剥夺政治权利的宪法学思考》，《法学家》，2005年第一期。
[8]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第163页，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9][10]参见朱国斌：《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第254页，第257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1]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第 5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见显明、国智：《言论自由的法律思考》，《法学》，1991年第8期。
[13]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第8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4]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第148页，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5]参见荣剑、杨逢春《民主论》，第3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16]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第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7]参见焦宏昌、贾志刚：《剥夺政治权利的宪法学思考》，载于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