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

秦前红 叶海波


任何国家，都可能因为内乱外患、天灾地变甚至人祸而陷入紧急状态之中。紧急事件的出现使社会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区域或者整体的正常秩序被扰乱。为了恢复到正常状态，必须采取有绩效的紧急对抗措施，迅捷地调动一切人力和物力来应对紧急事件。紧急事件的突发性和紧急状态的紧急性必然要求将一种强制性的组织权力赋予某个机关，并尽可能地减少对这种紧急权的行使的种种限制。
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相比，紧急权具有较强的专断性，并且高度集中在某一机关之手。这种专断性权力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应对突发灾难的长久选择的结果。当然，紧急权主体的单一性和行使的专断性，也决定了紧急权行使失控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现代宪政国家，一切国家权力的渊源和行使都必须征得宪法的许可，所以各国或者在宪法中或者制定单行的法律来规范紧急权的行使。如1961年委内瑞拉宪法就设置“紧急权力”一章来规范对抗紧急状态的相关事宜，而英国、美国和前苏联则分别制定了《紧急状态权力法》《全国紧急状态法》《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值得一提的是，相当多的国家在紧急状态法中对紧急权的行使设置种种法定限制后，还赋予公民紧急抵抗权以抵抗非法紧急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可以说，建立一个既保证紧急权高效率的行使又谨防其给公民、团体和国家带来危害的法律系统，是当今宪政国家有效对抗紧急事态的成功经验。
自年初在广州发现SARA（非典型肺炎）首例病例以来，这一传染性疾病迅速扩散到十几个省市（截至今日，全国共有 26 个省市共确诊 2914 例，存疑 1921 例，其中死亡131 例——见新浪网刊登的卫生部27 日通告。），并且引起了部分药品、生活用品的抢购风波，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许多省份事实上处于紧急状态。在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之间主要领导人重视程度、对抗措施力度以及疫情控制结果的差异，充分体现了中国应急系统的种种缺陷。如在最早发现病例的广州，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而首都北京近来的病例报告却迅速增长，死亡率偏高，甚至还将SARS输出到了其他省份如湖北。全国对SARS的重视程度也只有在胡锦涛总书记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总理温家宝三令五申，并撤除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后才有大幅的改变。
中国对抗SARS的历程体现出如下两个特征：一是紧急对抗措施得力与否、疫情能否及时控制，取决于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应紧措施的采取具有较强的恣意性，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左右着局势的轻重缓急。二是社会资源的动员成本极高，只有在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做出指示甚至严重警告后，这种动员才得以顺利进行。这两个特征反映了中国应紧系统存在着效率低下、人治化严重等重大缺陷，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
尽管我国历史上早就有紧急状态的记载，如《三国志·魏·王朗传》上载“今六军戒严”，并且在建国前后就出现“军事管制委员组织条理”的紧急状态立法，但从1954宪法到1982宪法，我国关于紧急状态的宪法规定发展变化不大，现行82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只有区区的四条，其中第六十条是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紧急状态下的任期和选举问题，第六十二条第十四项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十八、十九和第二十项是关于战争状态的宣布、全国总动员和全国及部分地区的戒严问题，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是关于国务院宣布部分地区戒严的规定。比较突出的是，至今我国没有关于紧急状态的专门立法。这种立法滞后的现状，极大的影响了在紧急状态出现时政府应急的成效。在大多数国家，只要紧急状态被宣布，相应的政府机关必须全力以赴应对紧急危险，从而减少人为的怠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这次SARS事件中，我国由于没有任何机关确认紧急状态的存在，有些政府机关采取了瞒报病情甚至不重视的态度，导致SARS在部分地区的失控；在疫情极为严重后又采取一些并无法律依据的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措施。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导致了应急系统的不完善，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对近几年全国各界人士艰苦努力制造的法治追求和氛围的破坏——当今我国采取的大部分紧急对抗措施不但无法律依据，还是对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重大侵犯。为了应对以后还会出现的种种紧急状态，我们必须在修改宪法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考察各国关于紧急状态立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必须处理好下面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 紧急状态法的法律部门归属问题。
紧密状态是常规状态被破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社会都可能交替地存在两个状态和两种性质有别的社会秩序。两种状态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正常状态下，社会的各成员之间尽管也存在重重的冲突和矛盾，但总体上讲，社会处于一种和谐有序之中，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以及各种宪法权利都能得到法律保障；而在紧急状态下，原有的和谐的宪法秩序受到威胁甚至已经被破坏，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自由遭到了重大威胁，死亡和动荡是这种状态下社会的经常现象。基于这样的一种本质区别，宪法对于两种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正常状态下，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的主要敌人是国家权力，因而在正常状态下，宪法通过权力分立的方式将国家权力的行使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并设计一系列程序来捆绑其手脚——此时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宪法自由。
但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分配及运行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与正常状态时存在巨大差别。具体而言，紧急状态需要权力高度集中行使，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下达命令，这种权力带有“专制”的色彩，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则受到多重限制，社会资源必须随时听从权力的调遣。紧急状态法就是要形成这样一种满足应对紧急危险需要的权力分配，所以，从调节的社会关系来看，它实际是在规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关系，因而对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予以分配的“紧急状态法”应该是一部宪法性法律。
紧急状态法的法律部门属性决定了关于这一立法的权限归属。从我国的立法权分配体系来看，《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排他性的享有关于“刑事、民事和国家机构”的立法权。作为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紧急状态法，唯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享有立法权。据悉，卫生部正在组织专家制制定“突出公共卫生文件应急条例”，规范突发公共卫生文件的报告和处理事项。勿庸置疑，这是对紧急状态的一种积极的立法反映，表明了政府部门试图将部分紧急状态的处理纳入法治的轨道，但无论从立法权限和法律位阶上讲，这一立法尝试都有待商讨。
第二， 紧急状态下宪法的效力问题。
在现代宪政国家，宪法是营造一国宪政法律秩序的首要文件。为了全面的调节不同社会情势下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一国宪法必须对正常状态和紧急状态的情况予以全面考虑。从内容上来看，现代国家的宪法都或明或暗的承认了正常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差别——比较明显的将二者予以区别的代表宪法是委内瑞拉宪法，它专辟一章规定紧急权力，区别较为含糊的则有中国的现行宪法和美国宪法等等。从人类历史来看，紧急状态不时出现，但社会秩序的和谐还是胜过混乱，秩序超过失序。所以，现代宪法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正常状态下的社会情势，而且规范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宪政的价值追求——权力分配追求相互限制，公民权利保护最大化。但是，当突发事件威胁正常生活秩序使紧急状态出现时，正常状态下的权力权利分配格局便失去了社会基础。正常状态不复存在时，正常状态下的权力和权利构造便需要有所改变。如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紧急状态时的法是否依旧发生效力？如果部分内容将失去效力，这部分内容是什么？
显然，紧急状态虽为任何国家都会面对的事实，但唯有宪法对之予以规范之后才存在合宪法的依据，所以，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若干规定不仅在紧急状态时不失效，反而是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宪法依据。而对于有关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秩序，由于紧急状态对正常状态的冲击甚至替代，相关的宪法条款的效力自然会受到若干限制。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紧急对抗措施的实施旨在摆脱紧急事件的干扰回归到正常状态，因而立国的宪法精神自然不得有任何改变。
至于宪法关于正常状态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当有所改变。在紧急状态中，紧急命令在效力上甚至高于国家立法机关的部分立法，从而使立法权在事实上发生转移，而行政权和司法权也会发生更迭，并都趋向于集中在一人之手。如1981年尼泊尔宪法规定，如果国王认为，整个尼泊尔或其任何一部分处在紧急状态中，国王可以宣布“1、中止执行本条以外的本宪法的一切条款或某些条款中的某些内容；2、赋予全国评议会、其他政府机构当局的、或由它们行使的一切权力或任何一部分权力，均归国王本人掌握”。在紧急状态中，公民的权利实事上受到诸多限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可以限制甚至中止公民的部分宪法权利。如意大利宪法，韩国宪法以及西班牙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时，宪法关于平时局势的规定，其效力都有所限制，有的甚至被中止。从中国抗击SARS的情况来看，相关的立法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等宪法权利都有所转移和限制，这当然是成功采取紧急对抗措施所必需的，在关于紧急状态的修宪和立法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情况，使紧急状态中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公民权利限制获得宪法和法律依据，防止紧急权的滥用甚至恶用。
第三， 紧急权的制约问题。
紧急权作为紧急危险存在时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组织和命令权，自然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紧急权的存在，仰赖于紧急状态的出现，其首要目标是采取高效率、迅捷的对抗措施消除紧急危险。因此，客观上紧急权的设置要摆脱正常状态下分权和分工所造成的种种限制和制约，成为一种“专断”行使的权力。因而，紧急权可能集正常状态下的立法功能，执行功能甚至司法功能于一体，成为一种集合权力。因而，紧急权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权力，如果对其限制不得力，轻则导致紧急权的滥用——破坏法治侵犯人权，重则产生紧急权的恶用——被利用为政变的手段。具体而言，紧急权的威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紧急状态中紧急权非法行使侵犯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二是紧急状态消失后，把持这种紧急权的人可能仍会继续运用这项权力为自己谋利。因而，紧急权的制约是项必备的宪政制度。
根据紧急权危胁的两种具体表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加以限制。一是赋予公民紧急对抗权。一般而言，紧急权的行使应该遵从合法性原则。当紧急权的行使抛弃了法定的程度并突破法律设定的范围和目的时，必然会产生紧急权非法行使的问题，而这种非法状态的权力必将侵犯公民的权利。赋予公民紧急对抗权，可以限制紧急权的滥用。如1949年德国基本法就宣布所有德国人都有权在不可能采取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对企图废除宪法秩序的任何人或人们进行反抗。而菲律宾1986年宪法则赋予公民通过向最高法院请愿的方式来对抗。
二是将紧急状态宣布权和采取紧急对抗措施权予以分立。从内容上来讲，紧急权主要包括紧急状态宣布权和采取紧急对抗措施权。如果紧急状态的宣布和采取对抗措施的权力集于一个机关或者一人之手，则极易造成紧急权的滥用。当权力当局发现其政权的国民基础动摇时，很容易利用紧急权的手段对合法的结社或者政治运动予以镇压。如果有人可以任意的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对抗措施来谋取政治利益，那么可能所有的情形都会变成一种紧急状态。所以哈耶克说：“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只要能够通过宣告紧急状态而攫取到这种紧急状态的权力，那么该人或该机构便是真正的主权者。”1
因而，必须将紧急状态宣告权与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权力予以分立。哈耶克建议说：“防止紧急状态权力被滥用的最佳方法似乎是：有权宣告紧急状态的机构，必须据此放弃它在正常状态下所享有的那些权力，而仅保有这样一项权力，即任何时候都有权废除它授予某个权力机构的紧急状态权。”2这种权力分立的方案，抓住了人们贪恋权力的心理缺陷。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心甘情愿的失去自己的所有权力而只保有一种单一的宣告权。因而，这种限制措施较为可行。就中国的宪政体制而言，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较为充分的紧急状态宣告权，而国务院则是一个忠实地执行者。根据这一现有的宪政体制，我们显然应该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紧急状态宣告权，而国务院则享有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一切必需手段。
第四， 紧急状态下权利的限度问题。
根据古典的宪政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利，但却由于缺乏一个维持秩序的公力机构而陷入到混乱之中，每个人朝不保夕。这显然是一种紧急状态。为了应对这种紧急状态，每个人都交出一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并组建了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和公共权力存在的价值就是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有限政府的存在使人类社会进入到和谐有序的正常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权利。当紧急事件危及甚至对正常秩序造成既定侵害时，为了应对这种紧急危险，必然需要一种集中、强化和扩大化的行政权或军事权，而国家权力的任何扩大趋势，都将导致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损失。因而，在紧急状态下，公民必定会失去一些法定权利。如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了应对紧急状态“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第114条、115条、117条、118条、123条、124条及153条规定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停止之。”但是，在紧急状态中应当中止公民哪些方面以及多大范围的宪法权利，是任何一个追求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政国家必须面对并应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
就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紧急状态下受限制权利的范围大多包括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罢工权等方面。一些国际性的人权公约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最低标准作了明文规定。如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及下政治权利国际盟》、195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以1969年生效的《美洲人权公约》就规定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剥夺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人道待遇（指任何人不得被施以酷刑，或使受外以道或侮辱的待遇），不受奴隶的自由，不受有溯及力的法律的约束、思想、信念和宗教的自由。作为世界人权公约的批准国之一，我们在紧急状态立法过程中必须尊重这些公约的要求。
另外，在中国，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极为重要和紧迫，特别在紧急状态中。广州出现SARS病例的早期，曾经出现了多次抢购风波。这些抢购风波一度使全国的部分药品处于短缺状态，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究其有因，在于公民对SARS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而造成这种局面与政府当局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落后有关。事实上，在部分省市出现过欺骗民众的现象。鉴于此，在紧急状态立法中，除了尊重有关公约的要求外，特别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应是一个重要方面。掩盖真相只会加剧紧急危险，造成民众的恐惧心理。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问题外，在制定紧急状态法时，紧急命令的事后效力和公民部分权利受到法定限制的补偿和非法侵害的补偿和赔偿问题，也是应该考虑的方面。在紧急状态中，紧急命令的效力在法律之上，但在紧急状态消失之后，这些在制定时缺乏民主性的命令是否还要发生效力，值得商讨。从现代宪政的精神和紧急命令的针对性来看，在紧急状态消失后，紧急命令当然没有存在的事实依据，而且现代民主之要求正常状态的国家立法由民选的代议机构掌控，因而，紧急命令应该在事后失效。当然为了节约资源，立法机构可以在紧急命令的基础上来制定相关内容的法律，也可以对其效力予以追认。
国家的补偿和赔偿问题对于单个公民的生活影响甚大。对于公民的非法侵害，当然应该赔偿，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已得到确认。与此次相比，关于补偿方面的立法则有些滞后。各地方政府的补偿标准比较低，客观上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所以，紧急状态立法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对公民的补偿应该合理和充分，否则将会不公平把社会风险转嫁到少数公民身上。


附作者简介：
秦前红：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叶海波：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451页。
2 同上，第451页。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89年3月31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7月26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6年3月24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19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布依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还居住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自治县的区域界线，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实需要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城关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本行政区域内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压迫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华侨、归侨、侨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国防教育，做好征兵、民兵预备役、优抚和安置工作；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把自治县建设成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按照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规定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所占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并且应当有布依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布依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布依族、苗族人员所占的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依照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在上级国家机关确定的机构和总编制内，合理设置工作部门，自主地调剂编制员额。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和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注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应当配备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县在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予以照顾。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自治县的企业、事业。未经自治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或者擅自处理企业的资产。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鼓励和引进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参加自治县的各项建设事业。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国家审判机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监督；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有布依族或者苗族的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布依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作人员。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制作法律文书使用规范的汉字。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结合自治县的实际，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建设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自治县享受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支持贫困乡村的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实施茅草房、危房改造和生态移民等，改善贫困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统一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自治县享受重点项目耕地开垦费优先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开垦新耕地的照顾；自治县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自治县依照法律规定和国家统一规划，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一规划，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扎实稳步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护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水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防治水土流失、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自治县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自治县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开发水资源，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森林资源，实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采伐限额制度，严禁毁林开荒、破坏林草植被。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禁止非法猎捕、采集和贩卖。
自治县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包宜林荒山，植树造林，培育森林资源，发展经济林。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草山、草场的保护和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态畜牧业。逐步建立和完善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和畜产品加工、贮运、销售等服务体系。
自治县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宏观产业政策指导下，以市场为导向，发展能源、化工、建材、农产品加工业，培育特色产业，推进自治县工业的发展。
自治县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在投资、金融、税收、财政政策等方面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照顾。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乡村公路的建设和改造，加强公路养护和管理，确保公路畅通，发展交通运输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信、信息等事业。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民族工业品贸易和物资集散中心的建设，促进商品和物资的流通。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和设备，发展对外贸易。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自治县保护和建设具有民族特点、地方特色的村寨、街区和建筑。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自治县开发资源或者进行建设，应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统一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利用。依托黄果树瀑布等生态、民俗旅游资源，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自治县鼓励、引导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划开发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管理，逐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多种形式就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支持自治县财政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照顾。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照顾。
自治县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调整、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使自治县财政减收时，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对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项目，报经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自治县引导、协调金融机构对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信贷资金需求给予支持。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六章　　　社会事业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教育规划、学校设置、办学形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自治县设立寄宿制学校，办好民族中学和民族小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资金，发展民族教育。
自治县的各类学校在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降低分数段录取照顾；划出一定的名额，对教育基础较差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加大对科学技术开发的投入，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收集、整理、研究、挖掘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事业。
　　自治县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工作。
自治县加强中医药的研究和开发，保护、扶持和发展民族医药。
自治县依法加强对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管理和监督。
五十二条 自治县贯彻执行国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七章　　　民族关系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六”为自治县布依族传统节日，“四月八”为自治县苗族传统节日。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每年9月1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放假1天。
每年9月为自治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