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行政优劣性审查制度（上）


　　【摘要】优劣性审查机制的引入是澳大利亚行政法领域自 1970 年代以来最为重要、最具革新性，也是最有争议的制度改革。由行政上诉裁判所进行的优劣性审查旨在弥补司法审查的缺憾，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公平、合理、经济、非正式和快捷”的行政救济，并帮助行政机关做出“更正确或更完美”的行政决定。梳理和研究澳大利亚优劣性审查机制，对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澳大利亚并不存在与我国行政复议完全相同的制度，与其最为接近的是优劣性审查制度（merit review）。[1]“优劣性审查”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 1970 年代公法的变革中，并随着各种各样裁判所的设立和发展而成为澳大利亚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1995 年的报告中，联邦行政审查委员会（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ARC）将“优劣性审查”界定为：

　　该程序适用于审查政府行政决定的“优缺点”：也就是，审查机关要重新考虑初始决定所涉及的事实、法律以及政策等，而且要做出一个新的决定——包括确认、变更或撤销初始决定。优劣性审查的特点在于，审查机关可以以新的决定代替初始决定。[2]

　　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澳大利亚行政法中存在一种将“优劣性审查”用于称呼除正规法院系统之外所有审查机制的趋势，这其中不仅包括完整审查（full consideration），也包括有限审查（limited consideration）。所谓完整审查，又被称为是“从头上诉或审查”（de novo appeal or review）。[3]在这种审查模式下，审查机关不仅可以审查初始决定所涉及的所有事实、法律、裁量权以及政策，而且可以考虑初始决定做出时无法获得的信息和证据，并可以使用新的裁决来替代初始决定；所谓有限审查，是指优劣性审查审查的范围或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审查机关只能审查初始决定所涉及的事实认定问题或者法律适用问题，或者只审查初始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又或者审查机关仅仅被赋予劝告和建议的权力，而无权用自己的裁决来取代或者改变初始行政决定。[4]

　　由于完整审查模式是澳大利亚优劣性审查机制中审查范围最宽泛、适用范围最广，且最具特色的制度，所以本文主要是围绕这种审查模式来梳理澳大利亚联邦层面的优劣性审查机制。

　　一、优劣性审查在澳大利亚的起源和发展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到来，许多新的权利、义务以及行政决定程序不断涌现，政府需要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负责，国会监督政府的能力（或许还包括监督意愿）却在不断衰弱，更不幸的是，这种“民主赤字”也无法通过司法审查得到充分救济——因为法院在司法审查过程中不但对行政决定中错误的事实认定问题无能为力，而且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处理也心有余而力不足。[5]

　　最初，澳大利亚通过增强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审查以及设立分散的专门性裁判所来应对政府活动日益扩张。然而这种零敲碎打、逐个解决的救济机制导致大量专属管辖和专门性裁判所出现，公共行政救济领域由此也变成了“上诉迷宫”。[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1960 年代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展开了调查。1968 年，执政的戈顿政府（Gorton government）成立了一个以约翰·克尔（John Kerr）为首的委员会。虽然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司法审查制度的改革，但它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机制也进行了详细分析。1971 年，克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随后澳大利亚法律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报告。在该份报告中，该委员会不但建议澳大利亚成立一个新的联邦法院来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而且建议借鉴英国的综合性裁判所制度，将各种专门性裁判所机构合并，建立一个可以对众多类型行政决定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政策适当性进行综合审查的裁判所制度。克尔委员会相信，这种裁判所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实现“个案正义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平衡”[7]。

　　克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政治上得到了广泛支持。[8]随后设立的布兰德委员会（Bland Committee）和埃里考特委员会（Ellicott Committee）在克尔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就行政裁判所的管辖权等具体事宜作了进一步的调研。[9]最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在 1975 年通过了《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法案》（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 Act 1975）。不过，由于受到了当时执政的弗雷泽政府（Fraser government）抵制，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直到 1976 年 7 月才正式成立。[10]1980 年代以后，这种兼具行政和司法特征，具有广泛管辖权，意在提供一个大范围的、标准化的、易接近的、独立的外部审查的机制，为澳大利亚各州竞相模仿。

　　不过，克尔委员会关于将各种专门性审查机构合并到一个机构之中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联邦一级的优劣性审查从来没有被行政上诉裁判所垄断过，许多针对特定事项进行优劣性审查的裁判所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老兵申诉复议委员会（Veteran’s Review Board）、社会保障申诉裁判所被改造成为行政上诉裁判所的下级裁判所，当事人对这类专门性裁判所决定不服的话，可以上诉到行政上诉裁判所；而移民裁判所则是独立运作的，除了极少数问题之外，都可以做出终局性的审查决定，不受行政上诉裁判所的监督和审查。这些专门性的裁判所与行政上诉裁判所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重大不同——在受案范围、审理程序以及正式性程度等方面尤其明显。[11]1990 年代时，有人曾经建议把这些专门裁判所与行政上诉裁判所进一步合并，成立一个新的“行政复议裁判所”（administrative reviewtribunal），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最终胎死腹中。[12]

　　联邦层面发展起来的优劣性审查制度曾经备受赞誉，被认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革新”，一个“重大的进步”，是“澳大利亚民主制度走向实质性成熟”的标志。[13]然而，到了 1990 年代中后期，优劣性审查制度的正当性和实效性开始受到质疑。由于联邦政府未能抑制专门裁判所的混乱发展，一些人指责联邦政府违背了“建设更小、更便民政府”的承诺，并偏离了行政法改革最初所设定的理性化目标；[14]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优劣性审查机制过于“奢侈”——抛开裁判所运作所需的费用不论，优劣性审查机制导致大量的政府资源被用于对行政决定正确性的辩护和证明方面，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于提高行政决定质量的措施上，比如培训、贯彻行为准则、改进内部审查程序、制作行为手册等等；[15]另外一些批评者认为，裁判所对行政政策所进行的优劣性审查侵犯了属于政府的专属领域，由于行政经验的欠缺，优劣性审查的裁决者们所做出的决定可能会比初始决定更不合理。总之，批评者们要求重新检视个案正义、社会利益、行政目的、行政优先事项以及行政效率等目标之间的关系。[16]

　　2000 年，澳大利亚制定了行政复议裁判所草案（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 Tribunal Bill 2000）。该草案建议将行政上诉裁判所、社会保险上诉裁判所、移民审查裁判所和难民审查裁判所合并，成立一个综合性的“行政复议裁判所”（administrative review tribunal）。然而，由于该草案存在过分强调效率和集中、低估法律技巧对于审查程序的重要性、不具有操作性等问题，最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

　　到了 2005 年，结合之前各种各样的报告、建议和法律草案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法案》终于被修订。这次法律修订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重要改革：

　　（1）强调裁判所要依照“公平、合理、经济、非正式性以及快捷”等目标进行优劣性审查；（2）将裁判所高级成员的任期延长至 7 年；（3）对各种裁判所的设立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并对一些专门性裁判所进行了合并重组；（4）授予裁判所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以及其他事项方面更多的自由裁量权；（5）提高裁判所审查程序的非正式性和弹性；（6）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尽力协助裁判所的工作；（7）扩充并加强了行政上诉裁判所体制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8）扩大了联邦法院对裁判所裁决的司法审查权限。[17]

　　与之前各种各样的草案、报告相比，2005 年的改革比较温和，或者说具有“不彻底性”。但是制度的改革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可能过于激进。2005 年以后，行政上诉裁判所及其他专门性裁判所一直积极探索优劣性审查制度的发展空间，以求在尊重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提供更加便民、经济、高效的行政救济服务。

　　二、优劣性审查机制的运行

　　要准确理解优劣性审查在澳大利亚公法领域的地位和意义，我们就必须从从事该审查的主体入手，进行细致的梳理。从1975 年《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法案》建立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AAT）以来，澳大利亚许多州纷纷借鉴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模式，建立了综合性的州级裁判所，这些裁判所往往并不限于对州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也会涉及一些民事领域的纠纷裁决。比如，1997 年，新南威尔士州建立了一个名为“行政决定裁判所”（the AdministrativeDecisions Tribunal of New South Wales，ADT）的“超级裁判所”；1998 年，维多利亚州建立了“维多利亚民事与行政裁判所”（the 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CVAT）；2001 年，南澳大利亚州在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案之后，最终选择在塔斯马尼亚法院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行政上诉分支；2004 年，西澳大利亚州则建立了“州行政裁判所”（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of West Australia，SAT）。[18]不过，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以及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在其国内的示范性，本文主要以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为对象讨论澳大利亚优劣性审查的制度架构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优劣性审查的审查主体

　　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由一名主席，一定数量的副主席、高级成员和普通成员组成。所有这些成员都由行政长官依照立法的规定进行任命：主席必须是一名联邦法院的法官；副主席必须具有 5 年以上的法律实务经验；高级成员则要求至少有 5 年以上法律实务经验或者有相关的特殊知识和技能；普通成员也要求有法律或者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或者相关特殊的知识和技能。所有的成员任期最长为 7 年，任期届满后，合格者可以继续连任。[19]截止 2011 年 6 月，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的成员（包括全职和兼职）达到了 90 位。[20]行政上诉裁判所内部被划分为四个分支：即一般行政分支（Gener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证券上诉分支（Security Appeals Divison），税收上诉分支（Taxation Appeals Division）和老兵上诉分支（Veteran’s Appeals Divsion）。通常来说，主席和副主席可以行使裁判所所有分支的权力，而高级成员和普通成员则会被分配到某一具体分支，从事该分支优劣性审查的具体工作。[21]

　　当然，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对于成员资格的要求并非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传统上，人们认为，赋予行政上诉裁判所成员以固定的任期和重要的司法权力是为了保护裁判所本身的地位和独立性，因为裁判所被认定为应当独立于行政机构；人们一直以来也相信，裁判所成员具有一定层次的法律经验对于其从事优劣性审查是必要且重要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从事一种司法裁决活动。[22]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见解。一些反对者认为，裁判所与法院并不完全相同，对裁判所来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保持成员的弹性任期制对于确保其正常运作是有益的，因为弹性任期制可以吸引合适的专家加入裁判所；吸收其他行业的专家加入也是必要的，因为行政上诉裁判所处理的事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仅具有法律职业背景并不能完全胜任这一项工作。[2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弹性任期制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支持行政上诉裁判所法律职业化的观点也没有占据上风，这个综合性审查机构正在朝非法律职业化的方向前进，越来越多的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成员来自医药、军事、社会工作、航空、能源、环境科学、会计和评估等领域。[24]

　　（二）审查管辖权的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集丰两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函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集丰两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讼争房屋应认定为公产。本案可参照我院一九九０年六月十三日（８９）民他字第１３号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复精神处理。

附：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
　　　　　　　　　 集丰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请示报告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５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审判委员会因对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处理意见不一，特请示报告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和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李厚生，系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和县螺溪乡集丰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胡平冈，系该村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至柔，男，五十二岁，汉族，中学教师，泰和县人。现住该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肖家村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荣沈，男，三十七岁，汉族，农民，泰和县人，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肖至柔、肖荣沈系叔侄关系。肖至柔的父亲肖秋盛生有二个儿子，肖登席、肖至柔。肖登席即被上诉人肖荣沈之父（于一九六一年病逝）。有三女一男。肖秋盛于一九四六年在螺溪乡郭瓦村委会三派自然村独资建造一栋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用于开设榨油作坊和经营杂货、大米业务。取字号为“荣盛油榨坊”。土改时，肖秋盛在第三代表区参加土改，被划为地主成份。其在第二代表区管辖范围内的房、田财产予以没收（即郭瓦村委会肖家村属肖秋盛的房、田财产）。“荣盛油榨坊”（座落在原第三代表区内）从一九五０年下半年开始，由所在的原第六区人民政府与肖秋盛合伙经营。改“荣盛油榨坊”字号为“群众米店”，按照分红（区政府得六股、肖秋盛得三股，还有一位姓范的老板得一股），政府另外在三派村分给肖秋盛三间房屋。肖秋盛领取了这三间房屋所有权证，而对讼争房屋却未进行产权登记。（据肖至柔说当时他父亲提出要登记注册，区政府负责人说合股办商业，不好挂两块牌子。个人暂不登记没有关系，因区政府占大股，他家占小股，加之成份不好，区政府不让登记，他们也就不敢登记）。一九五二年，按上级指示区政府不能参加经商活动，于是“群众米店”合伙结束，肖秋盛亦离开了店房，直至一九六六年病逝都未主张过讼争房屋产权。“群众米店”的业务包括讼争房屋由泰和县供销总社经营管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时，供销总社将在榨油坊内经营的粮食业务移交给粮食局经营，粮食局在房内办了加工厂，不久加工厂迁走，其房屋仍由供销总社管理使用。一九七二年，原郭瓦大队出面向供销总社要到了讼争房开办油榨店和商店。八十年代初，原郭瓦大队分为郭瓦和集丰两个村委会，故讼争房也前后分开，郭瓦村委会占用前半栋用于开商店，集丰村委会占用后半栋用于开榨坊。两村委会对讼争房屋均做过修缮。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肖至柔、肖荣沈向泰和县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讼争店房产权，一审法院审理认定，讼争房屋是肖秋盛直接用于工商业的财产，该类财产在土地改革中应受到保护，不得没收，土改后，虽由国营和集体单位管理使用，但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或代管权，因此，应认为该房屋在土改时，并未没收，其产权仍为原主所有。故判决讼争房屋归肖至柔、肖荣沈继承所有，由肖至柔，肖荣沈补偿郭瓦村委会维修房屋费二百元。补偿集丰村委会维修房屋费四百元。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不服，以讼争房屋在土改时被没收了，不然肖秋盛是没有资格分到房子为由向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吉安中院对此案的处理把握不准，向本院请示。
　　本院民庭对此案主要有二种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理由：
　　（１）讼争房在土改时不属没收范围。讼争房是用于工商业的，土改法第四条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一九五０年十月十九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地主在城市中的房屋以及在农村和集镇中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不得没收”。根据以上法律、政策，讼争房不属没收范围。
　　（２）上诉人称土改时讼争房已被没收，但提供不出任何没收或其它产权转移方式的依据。上诉人讼争房没收的时间叙述不一，有的说土改时没收归民主管理，有时说是土改复查时没收。据查，土改时当地民主管理的祠堂等都登记了，而讼争房却未登记。土改复查干部周聘健证明土改复查时没有没收。
　　（３）区政府与肖秋盛合伙经营、按股分红的事实证明讼争房未被没收。当时六区区长李冠玉证明油榨房没有没收，也未分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合伙经营期间负责人胡旭光也证明当时油榨房及榨油设备均属肖秋盛所有，肖家都住在店里面。
　　（４）不能以政府另分了房给肖秋盛来推定讼争房被没收。
　　按土改法和有关政策，“没收地主的房屋”要在留下其本人和家属居住房屋的前提下没收，而土改时肖秋盛在农村的房、田产全被没收了，全家住在讼争房内很挤，此时区政府正与肖家合伙经营，为扩大经营，另分三间较差的房给肖家也符合情理。
　　（５）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讼争房未被征用。
　　第二种意见是撤销原判，二审直接改判讼争房屋归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所有。其理由：
　　（１）土改时肖秋盛在第三选区参加土改，被划为地主成份，只有没收了讼争房屋，政府才会另外分配住房给他，认定肖秋盛在取得三间房屋所有权的同时，讼争房产权已转归郭瓦大队所有。否则是不符合我国土改时有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２）肖秋盛对分配得来的三间住房土改时进行了产权登记，如果讼争房屋没有被没收，他应该登记产权，但却没有登记，当时对地主不属没收的房屋给予了没收，这是当时的历史。现在按有关的民事政策的规定是不予发还的。
　　（３）该房虽无法查实确凿的没收依据，但实际上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一直由国营和集体单位管理使用至今，可认定房屋被没收，产权已转移。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有二种意见。
　　１．倾向性意见，同意民庭第二种处理意见，撤销原判；二审直接改判讼争房屋归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所有。
　　２．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讼争房屋归原告所有，并由原告给被告作合理补偿。
　　特此报告，请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