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关系的“从属性”
　　　　　　　　　　　　——以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关系的样态为视角

　　内容提要

界定劳动关系是否构成的主要标准是劳动的“从属性”，但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仅对“从属性”中的人格从属性有一定体现，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规避劳动关系[1]法律责任的方式层出不穷，相关法律法规对“从属性”的简单规定已经难以应对。本文中，笔者就结合自己的审判实践及查阅的典型案例，总结归纳用人单位的各种规避劳动关系的样态并对之分析论证、尝试进行制度构建。

在本文中，首先，笔者把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关系的样态划分为主体规避与劳务关系规避两个类型，其中，主体规避又分为：以“工头”方式规避、以专门设立来承担劳动关系责任的公司规避、同场地不同主体交错规避三种规避样态。其次，在通说的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基础上，根据司法实践需要及专家意见，笔者提出了实质从属性与形式从属性的划分方式；根据与劳务关系的区别需要，叙述了劳动关系“从属性”的程度标准问题。其后，结合“从属性”的各种划分方式，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不足进行了分析。最后，笔者尝试进行制度设计，主张构建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的完整复合体系，区分实质从属性与形式从属性，明确“从属性”的合理程度。


引言

除了主体要件之外，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从属性”是确定劳动关系是否构成的核心标志。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包括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但是，我国对劳动关系界定的“从属性”标准仍然长期停留于在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通知》中对人格从属性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对经济从属性则基本没有体现，同时，也没有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划分实质性从属性标准与形式性从属性标准。而在现实中，我国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强弱差别依然分明，用人单位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规避劳动关系法律责任的方式多样，这造成了法官断案中的一定困难。在本文中，笔者就结合自己的审判实践对劳动争议类型案件中用人单位较为典型的规避劳动关系样态进行归纳、分析并结合外国的有效做法进行构建尝试。

一、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关系之样态

劳动法的出发点是防止处于优势地位的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因而,劳动法对于雇主而言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保护。[2]劳动关系的确立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意味着其应当承担最低工资标准、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会保险等法律强制责任。而在现实中，用人单位为了有效规避这些法律责任进而廉价雇佣劳动者，就采取了各种规避劳动关系的方式，较为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一）主体规避

1.以“工头”方式规避

合格的主体是构成劳动关系的首要要件，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3]，而在现实中，出于对城市的陌生，许多农民工的做工方式往往是由一名亲戚或老乡作为工作的中间联系人，即“工头”。这样，用人单位往往就借此直接在主体上回避劳动关系，极尽可能地把劳动者体现为是受第三方所雇佣，与己无关，自己仅是与第三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或者甚至没有法律关系。比如在工资发放等劳动关系证据认定上，用人单位经常通过“工头”发放、通知农民工，在涉及劳动争议时，用人单位往往会以自己是与“工头”约定或者签订劳务合同为由主张不承担劳动关系责任。

2.以设立专门承担劳动关系责任的公司进行规避

为适应用人单位的主体规避需要，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不少为承担劳动关系法律责任而专门成立的劳务公司。这些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与需要用工但不愿承担劳动关系法律责任的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在名义上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进行管理并以其名义发放工资，在地方劳动部门需要相应要用工备案的，也由其负责办理手续备查，而在实际过程中，这些公司并没有参与农民工的从招录到使用中的任何实际环节，其收取的“劳务费”代价实质在于出现劳动关系争议时以用人单位名义出面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实际的用人单位也因此有机会从中脱身。

3.多主体同工地交错规避

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往往是公司企业，但是，对于公司企业的独立法人概念，一般的劳动者仍然十分陌生，所以，在确认劳动关系的相对方时，劳动者经常不以公司企业为准，而是以工作地点、“老板”为准。基于这一点，一些用人单位的设立者为了规避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就在相邻甚至同一地点上设立不同的两个公司，劳动者一直做同样的工作，但时而与一公司的名义工作，时而又以另一公司的名义工作，农民工因为工种未变，“老板”不变，所以一般都无异议，但在发生劳动争议时，往往就会告错用人单位，告一公司，提交的证据却体现为另一公司的，用人单位也会在两个公司之间相互推诿责任，在漫长的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之后，从证据角度可以体现劳动关系的另一公司已经从时效中逃避了责任。

（二）以劳务关系规避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4]承揽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等都属于劳务关系。其关系双方地位平等，遵循商品交换的等价规则，经常依托于劳动成果的完成，其过程中也一般表现为在相对方的场地上进行劳动并结算工钱，甚至也具有劳动关系的一些隶属性，所以，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十分容易混淆。对此，虽然学者们都在理论上提出了区分的标准，但仍然过于原则，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无体现，于是，现实中力图规避劳动关系法律法规的用人单位往往就选择劳务关系替代劳动关系。这在上述用人单位的主体规避中就经常被使用。而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没有出现第三方的主体规避，在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劳动关系的证据又欠缺的情况下，用工方一般也都会主张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长短、劳动关系固有的隶属性都难以查证，而用人单位还往往会提交几张劳动者签写的收条作为劳务结算的证据，造成法院审理判决的难题之一。

二、判定劳动关系成立的主要标准——“从属性”

现实中的劳动关系是一种形式上的财产关系和实际上的人身关系、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实际上的隶属关系。[5]劳动关系的构成除了主体自身的条件限制之外，关键就是主体之间的“从属性”特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劳动者的工作方式 、劳动时间、工作场地等劳动条件都是由处于经济关系的核心地位的用人单位所决定的。所以，恰当地区别劳动关系就应当明确“从属性”标准。就劳动关系的本质构成要素而言，“从属性”可分为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就司法实践中反映劳动关系的层面而言，“从属性”还可分实质从属性与形式从属性；根据与劳务关系的区别，还涉及到“从属性”的程度标准问题。

（一）“从属性”的基本划分——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

劳动关系在主体之间主要由工资 、劳动时间、工作场地、生产工具、原料提供等一些列要素构成，所以，从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区分，依通说，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标准应当从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进行确定。

1.劳动关系的人格从属性

人格从属性，顾名思义，即为劳动者在人格上从属于用人单位，其具体内涵是指劳动者作用人单位的一成员,在用人单位的决定的时间、方式、场地等内容之下劳动，用人单位有权对劳动者作出合法的劳动指示。因此 ,“人格上的从属性系劳动者自行决定之自由权的一种压抑 。”[6]“即等于是将劳工个人置于雇主之控制范围之内 ,并得支配劳工之人身、 人格 。”[7]人格从属性的判定要素具体可归纳为: （1）对用人单位工作规则及指示的服从，如工作日、工作时间的起止及工作方式等的服从；（2）接受监督、检查:即劳工有义务接受考察、 检查,以确定是否遵守工作规则或雇主个人指示[8]；（3）接受用人单位的合法制裁:当劳动者对因自己的过错违反了依法制定的单位制度时，用人单位有权对其进行制裁。

2.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

以“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民事司法实践初探

钟建林


　　一、“帕累托改进”理论简述
　　根据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研究，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如果上述一切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再要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改善，不得不损害另外一些人，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某项政策执行中，为了改善某些人的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些人，这就不是帕累托改进。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些政策，对一部分人有益，同时不损害任何人，这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茅于轼先生以“帕累托改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我国三十年来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现象。茅于轼先生认为，我国在经济改革中就大量地应用了帕累托改进的理论，使改革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因为谁也没有受损，改革的阻力就比较小。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换句话讲，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再要改进不得不损害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进一步的改革就很困难了。
　　二、“帕累托改进”理论可运用于民事司法实践
　　笔者认为，“帕累托改进”虽然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但完全可运用于民事司法实践，以之作为民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
　　茅于轼先生关于“帕累托改进”理论的研究，主要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主要用于指导宏观的经济政策制定、实施和调整等，作用于全社会的利益分配和福利安排。民事司法的审判执行工作，则以具体的个案处理为基石，以调整原被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手段，具体而微地为社会进行着利益调整，目的是化解社会纠纷，增进社会和谐。相对于人大的民事立法，相对于政府的民事政策，人民法院的民事司法审判则有着突出的微观色彩。但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利益关系调整，目的都是减少社会内耗成本，促进社会的福利增加，因而都可以运用“帕累托改进”理论以推进工作，实现正义。
“帕累托改进”理论对法院民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在于具体工作方案的选择。人民法院的工作方式，不外乎判决、调解和执行。但不管是判决、调解还是执行，在具体方案的选择上，都可以运用和践行“帕累托改进”理论。“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下的判决、调解和执行方案，就是一种有利于一方当事人利益增长而又不导致另一方当事人利益减少的方案。面对这样的判决，当事人会服判息诉；面对这样的调解，当事人会自觉履行；面对这样的执行，当事人会积极配合，不会发生“执行难”。

　　三、实例分析
　　为了说明以“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民事司法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为了探索如何更好地以“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民事司法实践，笔者试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执行几起民事案件的真实过程作为例证进行分析。（注：限于篇幅，对具体案情进行了适当浓缩；基于隐私，本文隐去了当事人及相关真实信息）
（一）判决：支持男方诉求，兼顾女方利益。
某甲（男方）诉某乙（女方）离婚纠纷案
【案情】
某甲和某乙于1982年认识，1983-1984年间开始确立恋爱关系，1986年7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夫妻感情尚可，于1988年8月25日共同生育一小孩。生了小孩之后不久，某乙患了银屑病，至今未能根治。婚后双方有时亦因生活琐事发生一些争吵。从2000年开始，因某乙认为某甲在A酒店工作期间，与女秘书某丙发生婚外恋情，双方争吵次数更加频繁，夫妻感情开始出现危机。某乙有时到某甲的工作单位去找某甲理论，某甲为此感到自己的工作很受影响。2009年春节，双方因家庭琐事大吵一架之后，某甲开始吃住在工作单位，而不回家与某乙共同居住生活。2009年11月，某甲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某乙离婚。后某甲因担心某乙出现意外情况而放弃到庭，本院对该离婚诉讼案件按撤诉处理。之后双方的夫妻感情继续恶化。2010年8月，某乙到某甲的工作单位B酒店与某甲发生争吵，激动之下将酒店的一辆单位公用车砸坏。8月24日，某甲被上级调往C酒店工作。2010年9月中旬，因某乙又到C酒店找某甲理论，某甲随即被上级解除其在C酒店的职务及工作关系。某甲由此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单位和收入来源，因而对与某乙的婚姻关系彻底失去信心，坚决要求与某乙离婚。
某乙在法庭陈述中表明，双方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某甲与婚外异性发生婚外恋情，是过错方。某甲对此明确表示不反对某乙的这种说法。对于某乙需要治病的客观情况，某甲愿意以放弃分割共同房产的方式来履行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帮助义务，但希望求得这场对某甲来说已经只剩下痛苦的婚姻的解脱。
本案中，双方举证证明的夫妻共同财产为房屋两套,A房屋登记某甲名下；B房屋登记在某乙名下。
本案审理中，本院曾做双方的调解工作，建议双方从尊重事实、体谅对方的角度出发妥善协调解决纠纷。调解中，某甲愿意放弃对两套共同房产的分割要求，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屋过户至某乙的名下，并绝不影响某乙对房屋的使用。某乙则坚持要某甲给付与该房屋相应市场价值的现金150万元才同意离婚，并称某甲完全可以先将房屋出售，后以售房款给付即可。某甲则从小孩的角度考虑不宜卖房。双方就此不能最终协商一致。
【判决】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甲与某乙识、恋爱后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尚可，还共同生育了小孩。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双方生活习性上的差异逐渐明显，经常发生矛盾和争吵。某甲认为某乙个性强烈，让人无法容忍，多次做出极端举动使得某甲工作都不得安宁；某乙则认为某甲对婚姻不忠，存在婚外恋情，应对家庭不和承担全部责任。某甲对某乙关于婚外恋情的说法不予否认。2009年11月，某甲诉至本院要求与某乙离婚。该案虽然因某甲因故缺席庭审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但此后六个月过去，双方的婚姻关系依然没有好转迹象。现某甲再次起诉要求离婚，足以表明双方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尽管某乙表示不同意离婚，但从维护婚姻自由的角度出发，对某甲的离婚请求，也应予准许。
双方离婚后，应妥善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而且应遵循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双方共有房产A房屋和B房屋，某甲法庭陈述表明自愿全部归某乙所有，自愿放弃分割要求，对此本院予以准许。鉴于A房屋现登记在某甲的名下，某甲应于离婚后合理期限内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至某乙的名下，某乙则应予配合；过户登记如需税费，由某甲负担为宜；过户后某甲则有义务腾空房屋，便于某乙正常使用。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项、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某甲要求与某乙离婚，本院予以准许；二、关于共有财产分割：A房屋、B房屋及两套房屋内的家具家电等归某乙所有；三、鉴于A房屋现登记在某甲的名下，某甲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天内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至某乙的名下，某乙予以配合，过户登记所需税费由某甲负担。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在法定上诉期内提出上诉，该判决产生法律效力。后来，双方均自觉履行了判决义务。
【分析】
　　本案中，某甲和某乙基于某甲存在婚外恋情争吵打闹不断，某甲正常的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某甲先后两次起诉要求离婚，足以表明双方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基于婚姻自由的原则，一方即使存在过错，但也还是有权要求离婚。而基于婚姻法关于照顾无过错方及女方权益的规定，也基于本案中某乙存在治病之客观经济需要以及某甲关于放弃共有房屋分割要求的自愿，法院判决准许某甲离婚请求的同时，判决夫妻共有房屋全部归女方所有。面对这样的判决，双方均息诉服判。此案判决，使得某甲要求离婚，寻求解脱的主张得到了满足，而某乙治病的经济需要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某乙作为女方的权益并未受到损害。因此本案判决充分体现了“帕累托改进”理论的原则和精神。

（二）调解：为了让当事人安心过年
张三诉李四、李某某民间借贷及保证担保纠纷案
【案情】
2008年4月，李四的儿子李某某因故向张三借款47 000元，出具了借条，承诺于当年7月12日前还款。借款到期后，李某某未能还款。双方经重新协商，由李某某重新出具借条，还款期限延长至2009年4月5日。李四作为借款保证人在借条上出具担保意见，表示愿意为李某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后，李某某陆续归还借款共计3万元，尚欠17 000元未予归还。张三找李某某索还剩余借款，李某某要么拒绝，要么拖延，且经常行踪不定。张三因要外出打工，无奈之下全权委托父亲张某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某立即归还剩余借款17 000元，并要求李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调解】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8日立案受理张三的起诉后，确定由笔者作为承办法官审理本案。在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李某某行踪不定，无法直接送达，又不具备留置送达的条件。如此一来，案件势必不能快审快结。在此情况下，笔者迅速调整审理思路，决定着重审理张三与李四之间的连带保证责任纠纷，并采取“背对背”电话调解法，争取促成双方调解解决纠纷。
电话调解中，对保证人李四，笔者着重强调张三尚只20余岁，17 000元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应当充分理解她的起诉；张某某作为张三的父亲，出于疼女之心，全权代理张三起诉，也应当予以充分理解。对张某某，笔者着重强调四十多岁的李某某如今行踪不定，正常程序审理案件显然不利于张三快速回款；李四作为七十多岁的母亲，虽然表示愿意担保，但也是出于爱子之心，故也应当予以充分理解。双方都应站在对方的角度，多想想对方的难处，争取心平气和、友好协商解决纠纷。
立案后的一个多月里，经过笔者来回电话沟通，双方终于在电话里就还款数额和期限达成了一致意见，即由李四代为偿还借款12 000元，于签订调解协议之日一次性付清后，张三与李某某、李四之间的借款、保证纠纷则全部了结。此后李四即全力筹款以便能够在签订书面调解协议时能够当场付清12 000元。由于李四没有收入，筹资渠道有限，临近年关尚只能筹集到现金 8 000元。张某某则误认为李四一方没有诚意，向笔者表示如果李四不能在过年之前付清12 000元，那么过年后将不再履行先前达成的调解协议，要求对方全额还款17 000元，并表示不惜将官司打到底。在此情况下，笔者深感在过年之前前调解成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不能成功调解此案，那么双方都不会过上一个安心的春节。笔者遂一方面做李四的工作，建议她尽快将剩余的4 000元想办法筹措到位，时间越快越好，同时考虑将已筹措的8 000元在签订书面调解协议时付清，余款4 000元则在合理的期限内还清。另一方面则做张某某的工作，建议他理解年逾古稀的李四一方筹资不易，同时考虑由对方先还8000元、此后再在合理期限内还款4 000元的方案。双方一致接受了笔者的调解建议。
2010年2月11日下午3时30分，即2009年农历腊月28日，张某某和李四共同来到法院，在笔者的主持下进行“面对面”调解。双方见面后，依然对此前的借款及相关事宜怨气难消，几度情绪激烈，言词不逊。笔者历经一个多小时的来回调解，反复劝说，最终促使双方互谅互让，心平气和地达成了书面调解协议。内容为：张三从程序上撤回对李某某的起诉；李四代李某某归还张三借款12 000元，签订调解协议时当场付清8 000元，余款4 000元于2010年3月31日之前还清；李四将12 000元借款全部还清后，张三与李某某、李四之间的借款及保证纠纷全部了结，各方不再有任何争议。调解协议签订后，笔者当即制作确认调解协议内容的民事调解书，并当即送达给双方。随即李四当场给付张某某8 000元，张某某出具了收条。这样，一起历时将近两年的民间借贷纠纷终于以双方友好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妥善解决。当时时针已指向下午5点30分。此后的2010年3月30日，李四和张某某如约来到法院，在笔者的见证下履行余款4000元的交付手续。双方的借款及保证纠纷至此彻底了结。
【分析】
　　本案的调解过程及结果，充分保障了原告方关于实现借贷债权的利益需求，同时又没有让被告方过上一个安宁祥和的春节的合理期盼落空，真实体现了“帕累托改进”理论的原则和精神。

（三）执行：创新执行方式，实现双方共赢
某甲公司申请执行某乙公司承揽合同欠款纠纷案
【案情】
2008年3月，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广告制作发布合同》，约定由某乙公司为某甲公司制作电脑喷绘三面翻转楼顶大牌户外广告，广告面积为539平方米，发布期限为一年，合同总价值75万元，并约定了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约履行了义务，但因政府对户外广告进行治理，2008年7月，该广告在仅发布三个月后即被拆除。某甲公司要求某乙公司退还广告发布费22万余元，某乙公司以政府进行广告整治属不可抗力，自身没有过错，且政府补偿只发放给场地租赁方，而该租赁方无钱补偿给本公司等为由一直拖欠。某甲公司遂于2008年12月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9年2月10日，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判令某乙公司退还某甲公司22万余元并支付延期利息。
【执行】
该案件一审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某乙公司属智力服务型企业，可供执行的财产微不足道，简单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不仅不能很好地实现申请人某甲公司的权利,也会使被执行人某乙公司陷入破产倒闭。该案遂成了一起较为棘手的执行积案。
为切实帮助两家企业度过难关，使该起执行案件取得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承办该案的执行法官不遗余力做工作，在协调过程中了解到，在履行该服务合同时，双方都非常诚信，均较好地履行了义务，双方对政府整治户外广告的政策也很支持，造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户外广告进行治理的相关补偿款被场地租赁方拖欠。眼前最紧要的是，如果某乙公司贷款还债，则某乙公司将可能一蹶不振；某甲公司亟需发布广告打开销路，却又因资金困难无法办理。面对双方的困难情况，综合考虑双方需求和实际履行能力，执行法官提出了“服务抵债”的执行新方案。经多次协调，积极穿针引线，促使双方达成某乙公司争取新的广告位重新为某甲公司发布广告，以服务抵债务的执行和解协议，取得了“双方再携手，共同度难关”的双赢效果。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