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的对策思考

蔡仕强 黄国雄


　　近年来，社会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一些人为谋取暴利铤而走险，违规操作、盲目生产、忽视安全，致使各种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频频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尤其是个别党政干部、行政执法人员受利益驱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有着直接关系。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特别是肩负立案查办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所涉渎职等职务犯罪重任的反渎职侵权部门，如何发挥职能作用，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责无旁贷，迫在眉睫。笔者所在的五华县检察院组织人力到部分行政执法单位和乡镇深入调研，试图对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的特点、原因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更好地思考预防对策。
　　一、当前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案件的特点
　　1、发案领域比较广。民爆物品与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煤矿、非煤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消防、旅游、特种设备、学校和电力等领域均有发案。在我县，非煤矿山生产、烟花爆竹及民用爆炸器材监管、消防及公共安全管理领域的渎职犯罪是多发地带。2008年至今，我院共初查此类案件6件6人。
　　2、不作为犯罪突出。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要求不严，日常工作督促不够，对现场检查不及时，所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不能及时发现和排除，导致出现责任事故。如某镇出现非法偷采钨矿，造成1死1伤的严重事故。自该非法矿场开采以来，该镇分管国土资源的副镇长钟某和国土所长田某严重不负责，不认真履行职责，从未组织人力进行巡查，未能发现其偷采行为，致使酿成大祸，造成人员伤亡。我院以宗玩忽职守罪立案查处了钟某、田某2人。
　　3、社会危害性大。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造成的犯罪后果除了财产损失之外还有常有人员伤亡现象发生，影响面之广、程度之深都远远超过在其他领域发生的渎职犯罪。安全生产领域无疑成为了渎职犯罪的重灾区。广东近5年共立案侦查包括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在内的案件1590件1729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近12亿元。这些数字表明，包括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在内的渎职犯罪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和其他犯罪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官员的违法犯罪对法治的破坏比普通百姓违法犯罪要更为严重，甚至部分渎职犯罪涉及权钱交易，尤其是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犯罪大多与贿赂犯罪交织在一起。而且很多官员本身就是执法者和司法者，知法犯法，后患无穷。
　　4、查处工作普遍存在“三难一大”的问题。“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成为制约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突出问题。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包括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在内的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导致此类案件线索来源缺乏；而渎职侵权案件在刑法构成上多属于结果犯，只有发生特定结果后，司法力量才能介入，这种滞后性往往造成一些证据已经灭失，犯罪现场已遭破坏，取证难度极大；由于此类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关系复杂，而且一部分犯罪属于过失犯，容易引起周围领导和同事的同情，因此办案阻力大，处理难。尤其是重大责任事故中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官员的责任比较抽象，存在“危害后果难以认定”的问题。加上官本位、官民不平等的传统思想的作祟，社会对渎职侵权行为有一定的容忍度，时间久了犯事者容易得到人们的宽恕和原谅。以上种种因素导致包括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在内的渎职侵权犯罪难以得到处理，很多渎职侵权官员最后往往被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被判处免刑或适用缓刑，真正被判实刑的较少。
　　二、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发生的原因
　　1、认识不到位。一是有些领导干部对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不把渎职当违法，不把渎职当犯罪”，认为只要不牟私利、不揣腰包，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甚至为嫌疑人公开说情、偏袒庇护，此种“口袋为界论”给检察机关反渎侦查工作带来难度。二是安全生产意识不到位。一些企业在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时不认真、不负责，意识淡漠，思想麻痹，安全隐患多，导致监管人员心有余而力不足，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
　　2、监管不到位。部分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漠，没有真正树立“安全第一”意识，各项规章制度更多是写在纸上，挂在口头上，落实不到行动上。安全检查流于形式，即便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也只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责令整改，没有对整改情况跟踪监督，更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如某镇主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对某石场已发生过的安全事故视而不见，对县安监局给该石场下达的责令停产整改通知书督促执行不力。企业整改不彻底，一意孤行违规作业，导致采石工曾某在剥离石场表土时，由于没有安全保护措施，误踩松石，造成连人带泥石一起从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3、管理上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部分地区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明知企业在安全生产设置上有一定问题，有的甚至是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非法生产。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有关部门不去明令禁止关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在安全管理上软弱无力。甚至有的受金钱等利益诱惑，沦落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部分渎职犯罪涉及权钱交易，尤其是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犯罪大多与贿赂犯罪交织在一起。如某镇村民张某在其表兄弟家里配制火药准备非法生产爆竹时发生爆炸，造成张某1人当场死亡，部分房层倒塌。张某生产爆竹的作坊非法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存在多年，作为该镇主管安全生产的张某章对此却一无所知，一次都没有到该村巡查，事故发生后，我院对张某章涉嫌玩忽职守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4、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不足。一是部分企业惨淡经营，特别是小型企业，安全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安全生产设施设备落后，部分企业对陈旧的厂房、设备，落后的生产工艺的维护更新不及时，存在一定的事故隐患。二是部分企业对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不到位，高风险、重体力劳动行业和领域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现象突出。三是基层安监力量不足，如我县16个镇虽然都设有安监办，但人员几乎都是兼职的，人数少，没经费，没补助，没专业技术，仅去年至今，16位安监办主任就有8人辞职不干。
　　5、部门配合、联合执法机制不健全。一是合执法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各相关部门互相之间没有制约关系，遇到关键问题只能通过协调。二是联合执法部门配合不够。目前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各相关部门之间没有建立稳固的协作关系，大多是在需要联合执法时临时联系，致使各执法环节不能有效地衔接，“执法链”上的漏洞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三是联合执法覆盖面不广。由于联合执法参与人员都是从各执法单位临时抽调组成的，他们在联合执法行动中还要承担本部门的一些工作，往往精力和时间都无法满足联合执法的要求。同时由于经费、车辆紧张等方面的问题，致使大部分执法行动持续时间都不会很长，监管的覆盖面仅是冰山一角，特别是对偏远乡镇的一些违法行为，往往便成联合执法的空白。
　　三、预防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的对策建议
　　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一些人因对安全事故和安全责任人的处理结果不满而频频上访，甚至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动。笔者认为，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出发，必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预防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
　　1、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对安全生产监管的认识。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监管的认识，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维护党和政府形象出发，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确保安全。在责任追究问题上，实事求是，不诿过，不护短，及时处理，公开曝光，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坚决行动，真正把责任追究落到实处。笔者认为，目前广东在梅州试点实行的“一岗双责”制的做法很好，党委和单位“一把手”也应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不能只要求政府和单位分管领导单方面承担责任。
　　2、建立和完善执法无缝衔接机制。要继续深入贯彻《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加强与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加强与事故调查组的协调配合，进一步理顺检察机关的检察调查与行政调查的关系，共同做好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事故发生后，行政机关都能在第一时间通知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为拓宽线索来源渠道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后，检察机关没能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工作中去。因此，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与行政机关的紧密联系，建立健全事故通报、案件线索移送和案件信息共享制度，紧紧依靠行政执法机关的支持和配合，发现和查办隐藏在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背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等职务犯罪。更要积极建立起快速的事故调查反应机制，在接到事故信息后能实现反应迅速、及时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
　　3、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进一步严肃查办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及的职务犯罪。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刑事犯罪和与之相关联的职务犯罪，坚决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检察机关在查办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中要坚持两个拳头出击：一只拳头严厉打击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刑事犯罪，一只拳头严肃惩治打击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所涉的渎职等职务犯罪。要把反渎职侵权工作纳入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总体格局，始终为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服务，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增强大局意识、机遇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认清形势，把握规律，主动出击，通过依法办案和积极预防，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及时发现和促进解决引发矛盾的源头性问题。要通过以案件剖析、预防咨询、检察建议等形式，帮助发案单位建章立制，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要通过开展法治宣传、警示教育等活动，教育引导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强化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帮助督促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公正廉洁执法。
　　4、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综合治理。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整顿和规范安全生产秩序，营造安全的生产环境，仅靠行政机关不行，仅靠司法机关也不行，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与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各乡镇、相关部门必须互相协调，形成联合执法机制，努力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全社会广泛支持，社会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就司法机关而言，一是司法部门要与行政监管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健全行政监管制度、行政与司法的协作、移送制度和检察监督制度；二是公安、检察、法院要形成司法合力，统一执法思想和执法标准，加大司法打击力度；三是检察机关要主动了解社情民意，对那些影响和破坏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当好参谋助手与法律顾问，为安全生产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5、提高执法水平，促进严格执法。要尽快完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体制，建立监督管理体系，健全省（市）、县、乡（镇）、行政村和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机构，改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薄弱状况。首先，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教育。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各相关部门要给予密切配合，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或事故单位搞好制度建设，保障《安全生产法》的正确实施，从源头上预防渎职犯罪。其次，要抓好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执法监管人员的教育。特别是有关的领导干部、安全监督、监察执法人员的安全生产业务和法制宣传，促其认真学习，树立责任行政的观念，提高严格执法的自觉性，杜绝不作为或乱行为。最后，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将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及其背后的渎职犯罪的责任追究和处理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公之于众，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遵纪守法，依法行政”的社会氛围，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安全生产领域渎职犯罪的发生。


五华县检察院 蔡仕强 黄国雄
正当防卫法律价值的理性思考

包雯 胡利敏
（河北经贸大学，石家庄，050061）


[摘要] 正当防卫制度经历了久远的历史沿革，完成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嬗变。在法治社会的今天，为了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正当防卫制度内含相互协调的多元的法律价值追求。但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在整体构建上却存在法律价值缺失的问题，值得关注。
[关键词] 正当防卫 个人本位 社会本位 法律价值
Abstract: the regulation of self-defense has a long time history，and it has transformed from individual department to social department. In the society of rule by law it purses much legal value which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to promote the human civilization. However, there is defect of legal value in the whole structure of regulation of self-defense in our nation, and we should focus on it.
Key words: self-defense individual department social department legal value

一、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嬗变中的正当防卫
（一）正当防卫——从本能的反应到理性的肯定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动物自身的防卫本能也在人类身上得到继承，但是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使人与动物的界限得以划清，正如让•雅克•卢梭所说："在我看来，任何动物无非是一部精巧的机器，自然给这部机器一些感官，使它活动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切企图毁灭它或干扰它的东西实行自卫。在人体这部机器上，我恰恰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有这样一个差别：禽兽根据本能决定取舍，而人则通过自由行为决定取舍。" ，因此，正当防卫只能是由本能和大脑共同支配行为的人类所拥有，体现出本能反应之外的理性特征。随着人类的群体形式——人类社会的出现，防卫行为也表现出内外有别。人们对来自人的攻击的防卫反应与人们对来自自然界攻击的反应都是出自本能的自我保护，但是前者除了消极的反射本能，还被赋予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能动的社会属性，即人类社会所包含的人对人的攻击的争斗则要求一定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则表现为充满恐怖的自然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古老格言在广为流传的同时，将复仇形态的正当性防卫凝化成一种习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予以保留。随着奴隶社会阶级统治的出现，稳定的统治秩序需要行为规范披上法律的外衣被普遍的遵从，因此，复仇形态的正当防卫经过庄严的仪式以社会理性的形式得以肯定，公元前1792年的汉穆拉比法典就是一个例证，其中规定：“自由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出处死并掩埋之。” 在一千多年之后的古罗马，“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应认为是合法的。” 的严肃文字永远刻在了矗立的铜柱之上，历史的沉积遮挡不住理性的闪光。此外，雅典、古印度、古代中国等的相关记载无不表明正当防卫所走过的从本能到个人理性再到社会理性的进化历程。
（二） 正当防卫——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嬗变
正当防卫行为从原始社会的行为习惯到奴隶社会以成文法的面目出现,历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嬗变。这种正当防卫所维护的价值中心的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个人的正当防卫行为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关怀——法律给个人的防卫行为穿上国家意志的外衣，在这层华丽的外衣之下的防卫行为是正当的，受到保护，而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反击行为则成为社会的弃儿。因此，防卫权由个人的防卫本能，发展为整个社会意识所认可的权利；防卫行为由私人报复行为，发展为合乎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质的飞跃。〔1〕（P47）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正当防卫的防卫对象的范围及防卫限度等方面的量的变化上。首先，正当防卫所针对的不法侵害的范围经历了从个人及他人的私人利益到社会利益的扩大。由于正当防卫行为来源于早期的自然复仇的个人行为，因此，奴隶社会的法律规定一般限于对私人利益侵害的正当防卫。例如，上述汉穆拉比法典及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并且雅典法也有这样的规定：妻子与人通奸，丈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我国古代的著作中也有记载，如《周礼•地官•调人》中说：“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雠（仇），雠（仇）之则死。”其中，“杀人而义者，即今日之所谓正当防卫及（紧）救护紧急危难之行为也。”封建社会的规定也呈现出这一特点。例如，《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者，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 之后的北齐律、唐律、明清律等均有典范的规定。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法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对于“他人”利益的正当防卫的规定，即明确肯定除了针对自身及与自身有密切关系的人之外的“他人”利益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的合法性。如被西方国家刑法奉为蓝本的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中规定：“防卫他人对于自己或他人生命而为杀人行为时不为罪。” 之后的英国和1845年沙俄的刑事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如果说这一阶段的法律规定中“他人”只限于自然人的生命权利，那么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中“他人”中则内含有自然人、法人、团体及国家或公共利益之意。如德国刑法典第32条第2款规定：“紧急防卫是为了避免对自己或者他人的现实的违法的攻击所必需的防御。” （“紧急防卫”多数学者译为“正当防卫”）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7条中 “为了保护防卫人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权利、社会和国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的明文规定则从立法上给予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充分体现国家的本质，旗帜鲜明的将国家、社会的利益摆在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前列。如195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9条规定：因防卫国家政权、国家财产，或自己、他人正当权利的现在不法侵害，……； 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其次，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的变化也呈现出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原始社会表现为自然复仇的正当防卫只是遵循着同态复仇的习惯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允许的正当防卫没有度的限制，甚至超出了同态复仇的模式，如对盗窃者杀之无罪的规定，表现出正当防卫权膨胀的趋势。这是当时社会统治的残酷性与人治的特点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为了冲破中世纪对人性的极端束缚和压抑的黑暗，给个人的天赋权利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在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个人权利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限制，正如洛克所说：我享有那以毁灭来威胁我的东西的权利，这是合理和正当的。因为基于根本的自然法，人应该尽量地保卫自己，而如果不能保卫全体，则应优先保卫无辜的人的安全。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怀有敌意的人。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个体意识走向了极端个体主义的形成为刑事立法中无限防卫权的规定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与经济领域出现的国家调控相一致，法律上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的限度也受到国家意志的限制，即国家赋予的个人权利的行使不能有害于国家统治的社会整体利益。如果防卫行为产生过分的伤害，则造成个体间利益的失衡，从而有害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就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必须制止。同时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思想家提倡的“人是世界的模型”的思想也从早期的矫枉过正走向成熟，所以，各国的正当防卫立法中出现了对防卫过当进行制裁的规定。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相一致的，正当防卫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成为必然的要求。因此，历史发展到今天，作为个人权利的正当防卫在得到肯定和保护甚至提倡的同时受到社会整体利益的限制，实现了转向以社会为本位的历史嬗变。
二、 法治社会中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价值追求
从上述正当防卫的发展演变来看，正当防卫作为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同步进行。法治社会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2］（P229）其法律制度不再仅仅是统治的工具，而在更大意义上成为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幸福的指引，因此法律价值当然受到法学界的诸多关注。由于法受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法存在多元的价值追求，我们在不忽视法所具有的外在形式价值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法所促进的价值法的内在价值或实质价值，例如正义、自由等内容。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法理学学者没有理由不对正义的法律秩序的基础进行探究，即使这个任务可能有必要从侧面涉入哲学、人类学和其他非法律学科的领域。社会科学不能拒绝考虑‘善社会’的问题，也不应当把这一责任推给政治家和立法者，因为他们全神关注的乃是那些在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果最有才智的人也因认为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想的、非理性的概念而 放弃探求法律中的正义与公正问题，那么人类就有退回到野蛮无知状态的危险，在这种状态中，非理性将压倒理性，黑暗的偏见势力就可能摧毁人道主义的理想并战胜善良与仁慈的力量。” 正当防卫制度步入法治社会的今天，在促进人类文明方面如何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然面临更为深刻的法律价值的探究。
（一） 正当防卫制度与秩序
秩序是指人和事物存在和运转中具有一定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过程和模式等。〔3〕(P177) “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阻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决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的或‘违背自然’的努力。” 因此可以说，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如马克思所说，法“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积极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 因而法既是秩序的保证也是秩序的化身，秩序是法的直接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与其永远相伴随的基本价值。正当防卫制度作为法的一部分也是以秩序作为其价值基础，其存在是秩序的要求，其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与其他法律规范所不同的是正当防卫制度从两个方面予以表现，一是从对自然复仇行为的法律规制到防卫范围的扩展以积极授权希望行使的方式为秩序服务，二是从对防卫过当进行惩办的消极限制方面对秩序的法律价值给以体现。因此，正当防卫制度与秩序价值不仅内在契合，而且具有追求秩序价值的自身特点。其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是要实现由法所确立和保护的人与人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实现就是社会的各种利益达到平衡，而为了实现利益的平衡，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就要求做到对社会利益、防卫人利益和被防卫人利益进行合理的划分、恰当的分配和正确的协调，而这些方面又无不与平等、正义、自由等法的价值相关，可见正当防卫制度同样是法律价值多元。
（二） 正当防卫制度与正义
正如上面所述，秩序与正义密切相关，但“秩序侧重的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而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 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制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因此，正当防卫法律制度必将正义作为其迫切即时的目的和远大终极的追求。
自古以来学者们根据自己的思想进路对正义有着不同的注解，例如，法学家乌尔庇安认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美德；神学家埃米尔则称“无论是他还是它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人或物就是正义的；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部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正义的；”赫伯特•哈特指出“正义观念的运用是不尽相同的，但隐于其间的一般性原则乃是，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人们应当得到一种平等或不平等的相对地位。” 等等，使得正义像是有着一张普洛秀斯似的脸，变幻无常，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这张脸的内在秘密时，就会发现自由和平等始终是正义的重要观念。从正当防卫制度的确立发展及现时代的立法完善来看，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一直内在于其法律精神之中。自由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它始于类人猿摆脱自然界的毁灭得以生存的时刻，是人所拥有的一项唯一原始的权利，而“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正当防卫的法律确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自身防卫行为自由的肯定，在今天各国的正当防卫制度更是明确规定正当防卫不负法律责任，并且将这种行为的自由扩大到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任何人都要求自由，任何人只要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的侵犯就有进行防卫行为的自由，因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密切相连。“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格言所阐述的平等在法律上就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赋予某人在其合法利益受到非法侵犯时有防卫的自由权利，因为被侵犯人与侵犯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之间不能存在侵犯和压迫。同时法律也要保障侵犯人的行为自由只能在侵犯行为的范围内受到惩罚和限制，因为根据社会契约论，人们将惩罚权和保护权让予了国家，对人的保护和惩处就要由国家来决定。侵犯人也是国家的公民，其侵权行为受到的惩罚不能由防卫人自由发挥，而要由国家意志确定。一旦防卫行为超出国家意志限定的范围就会变为不法侵害，既然面临的都是不法侵害，那么被侵害人就应平等的享有行使防卫权利的自由，因此，正当防卫和“逆防卫”（即针对防卫行为变成侵害行为进行防卫的权利）〔4〕（P15－22）都是正当防卫制度所追求的正义的应有之意。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冯• 李斯特认为，可以针对合法攻击过当变成不法攻击，也即可以针对防卫过当的行为实施正当防卫。〔5〕（P221）意大利刑法学者也认为，即便非法侵害是由被侵犯者（即犯罪人，笔者注）引起的，也不排除其（即防卫人，笔者注）违法性。〔6〕（P18） 因此，真正正义的正当防卫制度要全面的体现自由和平等，就应包含对正当防卫的保护、对防卫过当的处罚及对逆防卫权的肯定等方面的内容。
（三） 正当防卫制度与人权
“人权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聚讼不定的概念，” 它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等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权的最基本内涵。法律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正当防卫是刑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法律价值的追求应充分体现刑法所发挥的人权保障机能。
对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是保障什么人的人权存在不同的理解，我国著名学者陈兴良先生指出，由于刑法自身的特殊性，人权保障主要体现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和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2〕（P139－144）因此，在正当防卫制度中体现为对侵权人的人权保障和防卫人及其他公民的人权保障。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7〕（P31）这是因为人权具有普遍性，人权是全部自然人的人权，现代人权观念已经冲破了启蒙运动时期所谓的“理性”人权的局限，不能对其做出不同的人的人权限制。因此，就对侵权人的人权保障而言，侵权人也是人，虽然防卫人被赋予对侵权人的防卫权利，但是被防卫人并不因此而丧失社会对他的人权的公共保护，也就是说侵权人的生命权等人权在防卫的范围外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防卫人并不能以防卫行为而无限打击被防卫人，这也与刑法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相一致。就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而言，正当防卫制度应对全体公民的个人权利给予保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刑法是公民自由的大宪章。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民既然保留着正当防卫的权利，国家就不能强行剥夺被防卫人自身的正当防卫权，否则，国家就会变成利维坦，公民自由就会受到侵犯。
（四） 正当防卫制度与效益
效益是当代法学家，尤其是经济分析法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法律价值，在他们看来，法律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效益原理支配的，法律安排实质上是以效益为轴心的。法律的效益价值就是指法能够使社会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不管什么形式存在的效益，必须是有效的而不是无效的；对主体是有益的而不是无益的。法律的效益价值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价值，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3〕（P203－207）正当防卫制度也应为追求效益的法律价值进行设计。一般而言，国家对于违法犯罪进行惩罚是属于事后的权力资源的投入以挽救和恢复社会所遭受的经济利益和公正利益的损失，这也是由刑罚权统一于国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权力的运作毕竟是滞后的，不能积极主动的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为了提高效益而赋予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力以及时有效的避免和减少损失。同时，正当防卫制度也应该恰当的对司法资源进行分配，以便减少法律资源的浪费，更好地实现司法个案中的公正来达到社会公正。立法的任务就是为司法提供一把正义而明确的标尺，司法的职责就是使用这把标尺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裁量，因此二者的权责界限分明，才能充分的发挥和正确的使用有限的资源以达到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效益。否则，如果立法不明确，就会造成司法资源过多投入，并且还有可能丧失个案的公正；如果立法亲自过问具体的司法问题，就会导致不必要的立法资源的浪费和司法资源利用的萎缩，甚至产生整个社会公正的负面效益。
三、我国正当防卫制度法律价值的考察
现行的1997年刑法典，是现代刑法改革的产物，正当防卫制度在其诞生之时就带上了“刑法得以完善”的五彩光环，赞誉之声在刑法学界响成一片，但是随着人们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看到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提出各自的批评意见，不乏真知灼见。在此，笔者将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把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放在显微镜下进行价值层面的观察。
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在刑法中规定了重要的正当防卫制度以弥补国家公权救济滞后的不足，更好、更及时的保护社会的合法权益免受非法侵害。1979年刑法典第17条关于正当防卫的基本规定，曾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证明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司法中出现对正当防卫认定困难，尤其是防卫过当成立的条件不好掌握，掌握得太严动辄就成为防卫过当而不利于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掌握得太宽，则又易造成防卫人权利的滥用。因此1997的正当防卫制度对此作了修正，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技术的缺憾，使司法更具有操作性。同时在更大程度上鼓励了防卫权的行使，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然而97年刑法唯恐作的仍然不够，又增加了被学界称之为“无限防卫权”的规定。一些学者认为，1997年新刑法典关于强化正当防卫的修正，其立法宗旨是为了强化对防卫人（即被害人和其他守法公民）的人权保障并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将其付诸实施无疑也会具有这种功效。〔8〕(P23)但是从价值的层面分析，97年的正当防卫制度不仅在立法技术上有画蛇添足、过犹不及之嫌，还存在法律价值错位的严重问题，另外，有关的学理解释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且97年的正当防卫制度付诸实施的几年来也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效果”。
（一）“不法侵害”界定中的法律价值失衡的倾向
因为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之“不法侵害”采取的是不做明确规定的形式，所以，如何界定不法侵害的范围便拥有了很大的自由，而不当的法律解释将有损于正当防卫的应有价值。
首先，在对不法侵害的性质界定上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目前，许多学者以“从刑法使用的术语来看，五六十年代提出的刑法草案中虽曾先后使用过‘不法侵害’、‘犯罪侵害’的术语，但后来的法律规范中摒弃了‘犯罪侵害’的概念，显然认为对一般违法行为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为依据，认为“不法侵害”不仅指犯罪行为，而且包括违法行为[9] P261-262)。不可否认，如果对不法侵害仅限定为“犯罪侵害”难免失之过窄，但如果认为对一切符合正当防卫其他条件的一般违法均可进行正当防卫又未免失之过宽。例如，不问不法侵害之主体，对明知是无责任能力人的不法侵害仍然可以进行积极的防卫，对其造成一定的损害，从而成立正当防卫。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虽然‘法不容情’，但法律却体现出一定的人之常情——对弱者利益的保护，如对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如果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不法侵害可以选择其他方法避免的情况下，仍然对其防卫造成损害，是不符合保障侵权人人权的法律价值要求的。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来自未满14岁的人或精神病患者实施的不法侵害，只有在被害人确实不知道其为未满14岁的人或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或者虽然知道，但被害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的情况下，才允许实行正当防卫。这是合乎法律要求的，是有法律根据的，而非仅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呼吁” 。另外，如果明知防卫行为不能达到防卫效果的话，仍然进行防卫行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正当防卫”，而且额外增加了对不法侵害人的损害，这是不符合正当防卫之效益精神的。例如，关于对不作为的违法犯罪的正当防卫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此不法侵害同样造成了作为的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急迫情况，就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但笔者认为，这不符合实践中的情况，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即使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对其侵害对象的保护的紧迫程度，都远远大于对侵害人防卫的紧迫程度。如果允许对不作为违法行为进行防卫很有可能导致私权滥用的恶果。
其次，对不法侵害不作区分的进行防卫也会造成正当防卫意义的失衡。通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存在，但并非是说，只要是具有“急迫性”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便可，其程度如何及针对的是何利益可以有所不问。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某甲抓起茶杯正要摔时，某乙强行从其手中夺下茶杯的行为是正当防卫。〔10〕（P126）笔者认为，首先对于此种针对财产利益的轻微的不法侵害是没有必要进行正当防卫的，完全可以请求民事赔偿，在刑法是不存在法律意义的。其次，即便可以进行正当防卫，那么，制止行为也不可能是防卫的形式。因为，正当防卫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既然正当防卫的行为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而此时某乙的行为并没有对某甲造成损害，因此不是正当防卫。在此时，正当防卫的形式只能是对不法侵害人进行人身的积极损害，那么，就会极易出现所保护的财产利益与所损害的人身利益的失衡。另外，有的学者在对正当防卫进行分类时，将尊严型人格权中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也归为正当防卫之不法侵害〔11〕(P30)，笔者不敢苟同。对于一般的名誉侵权和隐私侵权如果能进行正当防卫，那么，防卫的形式是什么呢？只有对名誉侵权的行为达到一定的犯罪的严重程度——构成侮辱罪，如向他人身体上泼到污秽之物、撕裂他人衣裤的行为，笔者认为方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二）绝对否定对防卫过当的防卫权造成正义的缺失
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是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当然是一种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根据正义的价值要求，对于此种特殊的不法侵害行为当然可以再次进行防卫。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目前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否定的，即不允许对正当防卫人的防卫过当的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主要理由是：其一，一般情况下，防卫人的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当时是很难做出适当的判断的；其二，防卫过当是一种有因行为，与一般不法侵害是不同的；其三，对防卫过当允许正当防卫也不利于正当防卫人制止不法侵害，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其四，防卫过当已不存在侵害的急迫性。〔11〕（P57）笔者认为，这些理由只是一种主观想象，缺乏现实根据，这种观点背离正当防卫制度的正义追求，会造成平等的丧失、自由的剥夺。
“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做出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 因此，正义的正当防卫制度必定要考虑正当防卫者与不法侵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当保全的法益于侵害法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的场合，正当防卫的成立受到限制”， 这也是正当防卫之正义所在。那么，就应该在允许正当防卫的同时，力求防卫人与加害人之间利益的相对平衡，因此，法律在肯定正当防卫的同时，否定防卫过当。如果不允许对任何防卫过当行为进行防卫，将会导致法律对双方利益保护的失衡，即使我国在法律上要求防卫过当负刑事责任，但实践中却往往因为免除或减轻处罚造成最初加害人的利益的明显严重损失。另外，法律不但要保护守法公民的自由不受侵犯和限制，同时也要保护违法犯罪人的自由不受过分的剥夺和限制。如果不允许对任何防卫过当行为进行防卫，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犯罪人可以免受个人自由的过分剥夺”的否定。所以，笔者认为对过当行为的情况应该加以区别对待。如果防卫人采取的防卫手段与不法侵害人的侵害手段基本相同，无法从手段上辨别损害结果的，不允许不法侵害人或第三人对此进行防卫，否则构成假想防卫。如果防卫人所采取的防卫手段性质明显重于加害人的侵害手段，从防卫手段上可以判断其必然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并且，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不法侵害人或第三人可以对此进行防卫。例如，甲与乙身体条件基本相当，一日，甲以赤手空拳对乙进行侵害，而乙则顺手抓起一把刀乱砍。甲又无法逃跑。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此时并非上述否定理由的一般情况，从乙的防卫手段上明显可断定防卫过当。其二，即便防卫过当的行为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其犯罪性的一面。其三，如果不允许进行防卫，防卫人的正当防卫目的也就没有实现，而是造成了犯罪的结果。其四，此时的防卫过当明显存在侵害的急迫性。由此可见，上述否定观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此时就可以允许甲或者第三人进行必要的防卫，否则，对于甲而言法律是显失公平的。不能因为“防卫过当是一种有因行为，与一般不法侵害是不同的，就否定侵权人的防卫权；也不能为了保护防卫人的正义而侵犯侵权人的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另外，我们可以在国外的相关法律中看到对侵权人正义的维护。例如，美国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里关于自身防卫的规定中，有侵犯者的自卫权的规定，其中“如果侵犯者的暴利显系非致命性的，而防卫者使用了致命性暴利。超过限度便成了‘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侵犯者有权进行自卫。” 的规定明确附条件的赋予了防卫显然过当时侵犯者的自卫权。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允许对于明显的防卫过当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正当防卫，才能真正实现对侵犯者的人权关怀，从而真正体现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价值。
（三）“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导致法律价值的错位。
笔者认为刑法典21条第3款的规定有的学者称之为“无限防卫权”或“特殊防卫权”、“无过当防卫权” 是正当防卫制度最大的败笔。
首先，此款规定使立法的价值平添缺憾。就立法与司法的关系而言，立法的明确有助于司法实践，同时立法应保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给司法一定的执法空间。如果说旧刑法对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规定不明确、操作性差一些，使得司法实践中对防卫过当案件的裁判有过严之倾向的话，那么新刑法的第2款的修改可以说已经弥补了这一不足，并且恰到好处的留给司法领域一定的实践空间。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行为的法律性质完全可以根据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进行裁定。因此，第3款的内容属于司法的范畴，立法不能因为司法者本身的业务水平低下就屈尊去解决司法领域的具体问题，这样只能造成立法资源浪费、司法资源自身提高和利用的枯萎。第3款的规定不仅使立法的技术水平倒退，而且使其在法律价值的追求上走向了反面。
其次，所谓“无限防卫权”的规定更易矫枉过正，使得对防卫行为的裁定由失之过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失之过宽，从对防卫人的不公平走向对侵害人的不公平，甚至于更易造成国家鼓励更多的暴力犯罪的出现，与法治国家之精神背道而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恶法”。根据立法者的意图，所谓“无限防卫权”并非说明防卫权的绝对无限性，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同样要受到正当防卫的条件限制，以免造成对侵害人正当权利的过分损害。然而正如大家所知，我国的司法现状如此不容乐观，对于素质水平不齐的司法者来说，有些司法人员也许更易僵化的望文生义，将某些正当防卫条件缺失的行为一律视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从而过分的扩张防卫人的权利，过分的忽略对侵害人利益的保护，造成更多的司法错误。另外，此款立法很可能产生极坏的社会影响。由于目前我国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水平不高，一般公众对立法精神的领会和理解可能较之于某些司法者更差，这必将导致私刑的滥用，从而产生针对暴力犯罪的防卫过当的更加残暴的犯罪。笔者绝非危言耸听，有些地方不就出现了“对于持刀抢劫的车匪路霸，可以当场击毙，群众打死有奖”的血淋淋的标语吗？当初有些学者的忧虑“防卫权如果滥用，就会蜕变成私刑权，私刑权行使之结果只能是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如此的话，就会出现违背立法者设立无过当防卫制度初衷的局面，不仅社会稳定不可得，反而造成社会混乱。” 已经变成了现实，恶法开出了“恶花”，正如有些学者所疾呼的那样，“对其如不及时予以废或改，等到有一天开出可怕的‘恶果’来，才采取措施，恐怕已是‘亡羊补牢，为时晚矣’！〔12〕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有三件事情要作：一是加强对“不法侵害”的司法解释；二是取消第3款的规定；三是增加有条件的逆防卫的规定。只有这样，正当防卫制度才能具有其应有的法律价值。


参考文献：
〔1〕田宏杰. 防卫权限度的理性思考[J]. 法学家,1998(4).